毛烽近照

赴朝前与爱人宁敏合影

【毛烽】河南省武陟县人，1923年12月出生，1938年1月入伍，1939年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文工团副团长、军政治部秘书科科长、总政文艺处处长、思茅军分区副政委、昆明军区政治部文化部部长等职，副军职待遇。战争年代，曾编写《为谁打天下》、《杀敌立功》等剧目，解放后曾创作《黑山阻击战》、《英雄儿女》等剧本，1983年7月离养后，积极投身关心下一代活动，为培养教育青少年做出了突出贡献。先后被沈阳军区、总部评为优秀共产党员、先进离休干部、离休干部标兵；被国家民政部等7部委授予“老有所为金榜奖”。
    “全面地、完整地再现生活的原貌，极为逼真地反映社会生活，是电影有别于其它艺术的重要特性，恰缘于此，影片《英雄儿女》使无数观众为之倾倒。”在沈司某干休所副所长夏维福的相助下，86岁依旧笔耕不辍的毛烽，刚一见面便依约向笔者讲述了影片中几位主要人物的生活原型及幕后故事——
    20世纪50年代，为了宣传志愿军的英雄事迹，鼓舞全国人民献身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宣部等部门决定拍一部志愿军战士英勇献身精神的影片，当时任文化部副部长的夏衍，将巴金创作的反映抗美援朝亲情的短篇小说《团圆》（1961年8月《上海文学》）推荐给长春电影制片厂，并责成将它改编为电影。

    导演武兆堤接受了这个任务。他看完了登在《人民文学》上的稿子《团圆》，感到确是一个好本子，但要将不到二万多字的短篇小说改编成电影，却决非易事。于是，武兆堤想起我这个抗大时期的老同学。当时，我在总政任副主任傅钟将军的秘书，武兆堤找到我说：“这改编的事就得找你了，你在朝鲜战场生活战斗了五六年，有着跟小说里同样的经历，小说《团圆》太简单了，必须要有大量的素材来充实它。”

    我推脱说：“没有写电影剧本的经验。”“还要啥经验？你在朝鲜战场上，有那么多的经历和故事，如能融入剧本里，就是最好的经验！”见实在拗不过武兆堤，我就接受了这个工作，和武兆堤一起废寝忘食、彻夜笔耕了20多天，终于将剧的雏形框架搭了起来。一番反复斟酌后，总感觉还不够味，没有把主题表达出来，特别是主人公的塑造，缺乏鲜明的个性。

    怎样才能更生动地体现出志愿军英雄与敌人浴血奋战、英勇顽强的精神呢？当然是以推出的现有典型为好，可是小说里根本没有这样一个人，况且，在英雄的典型当中，已有了堵枪眼的黄继光、炸碉堡的董存瑞、烈火中的邱少云……几经思量，所有的构思均不理想，仍尚需调整。一天，我突然想起了在朝鲜战场上保留过两个厚厚的《志愿军一日》记录本。

    它可不是普通的记录本，而是前线战士亲手记录的真人真事，共有上千篇日记。我兴奋地从箱子里翻了出来，细细地翻阅品读，里面有：418团战士腾桂桥，拉响爆破筒与20多个美国鬼子同归于尽；422团连长扬宝山，抱起大石头与美国兵同归于尽；422团一位43岁的老连长，在弹尽粮绝的情况下，握着两棵手榴弹冲入敌群与敌人同归于尽；415团在朔宁前线战斗中，涌现了25位与敌人同归于尽的英雄，特别是步话机员王树昌的壮举，深深地感动了我。

    激战中，王树昌被派去参加281.1高地东山腿的争夺战。经过一整夜的战斗，整连官兵全部牺牲，阵地上只剩下他一个人，他不断用沙哑的声音呼唤炮火支援，从早晨到中午，有时来不及调炮，他就跳出去，用手榴弹阻击敌人。战斗到了12时，敌人从三面包抄上来，密密麻麻的向王树昌逼近，他连续呼叫我军炮火：“快打周围50公尺！打30公尺！打20公尺！”，团长孙斌急切问他：“你在什么位置，有何危险？”他庄严急切地呼喊：“别顾我，向我开炮！为了胜利，向我开炮！向我开炮……”

    最后，他高喊；“首长同志，亲爱的战友，再见啦……”接着，拉响了手榴弹，冲入成群的敌人，同魔鬼同归于尽。读此，片中王成的形象瞬间脱颖而出——从呼叫炮火支援，直至与敌人同归于尽的情节，不加任何虚构，把王树昌的事迹搬上银幕即可。所不同的是，仅仅把王树昌的手榴弹换成了王成的爆破筒。对于影片文工团员王芳的形象，我是不陌生的，我爱人宁敏就是文工团员，文工团的生活，我是熟悉的，象王芳歌唱炊事员的临场采访、现场演唱，或行军途中的呱哒板宣传，都是朝鲜战场宣传鼓动工作的真实再现。

    影片中的政治部主任王东的形象，是我最熟悉的人物。我在朝鲜战场的三年里，基本都在军政治部机关工作，影片中王主任的工作环境、战争生活、习惯动态，以及他在战斗中的指挥若定、沉着刚毅我都再熟悉不过，他所表现的父女之情、战友之情、阶级之情，正是我亲历和见证的。我接待过祖国慰问团，当过慰问团长和郭沫若的临时秘书，见证了志愿军与祖国亲人之情，亲历了中朝军民之间的生死与共、血肉相连的深情厚意。

    整个创作过程中，朝鲜前线的一幕幕真实生活，叩击着我的心灵，有时写着写着便不由自主地一任泪水汩汩而流……历时28天，总计3万字的电影剧本《英雄儿女》终于象足月的婴儿诞生了。很快，剧本转到了文化部，夏衍指示电影局主管领导：“重点拍好这部影片，胶片要用从英国进口的。”同时，剧本也送到了远在上海的巴金手里。巴金看后，表示同意将它拍成电影。

    接下来是电影主题歌曲的创作，我和武兆堤分头写，然后再一起碰，几次易稿都不满意，总感到词写的太实、太白、不深。武兆堤说：“我去找一下长春师大的教授公木，他很有水平，写过不少的歌词，何不请他来帮忙？”武兆堤跟公木一说，公木欣然接应允了，仅用一天就完成了歌词的改写，从长春寄到北戴河。我俩一看，真不愧是著名词作家，写的真诚、深邃、浪漫。木公在信中附言：“是剧本启发了我的灵感，是剧本的人物催生了歌词的生动。”

    随后，公木又找长影的著名作曲家刘炽谱了曲。从此，《英雄赞歌》激昂旋律很快传遍了祖国的大江南北，就连日理万机的周恩来总理，也在百忙中观看了这部影片。一天晚上，当时在文化部和中国作协任职的刘白羽，接到周总理打来的电话，周总理说：“我想，作家一定要到火热的斗争中去……你们不是到了火热的斗争中写出了新的作品吗？巴金带了头，他到了抗美援朝战场，深入生活，很好嘛！写出了《英雄儿女》那样好的作品”。

    “文革”期间，《英雄儿女》被禁演，我也因此被关押，囚禁了一年零八天，但我坚信，这部影片没有错，我坚信，一名共产党员要为捍卫真理而斗争，这就是我的信念和意志，我无怨无悔！让我欣慰的是，在那个年代，是周恩来总理点出要放映四部影片：首先就是《英雄儿女》、《打击侵略者》、《铁道卫士》、《奇袭》，后又得到毛泽东主席的获准。

    朝鲜停战后，我被调到了总政治部文化部，后任昆明军区文化部部长。1985年离休进干休所，我的晚年生活很丰富，担任300多个单位名誉校长、德育老师、客座教授、校外辅导员、名义指导员等职务，累计作传统报告1000多场。能参与《英雄儿女》的编剧是我的幸运，我要象影片中王成说的那样：“活着就要象条龙，不能象条虫！”朱磊 翁爱华　文/图【原标题：英雄土壤育英雄——访《英雄儿女》编剧毛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