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直固执地认为，电影改编名著是对文学作品最大的伤害。作为小说的《温故一九四二》，显然没有作为电影的《一九四二》来得浓烈。冯小刚导演对刘震云这篇经典短篇小说的改编，可谓费尽心思，两大奥斯卡影帝和30多名华语影坛炙手可热的影星联袂出演，相信会有数以万计的中国人，涌进电影院，看着让人悲痛欲绝的电影，放声哭泣，那个短小精悍且夹杂着大量智慧调侃的文本注定湮灭在丰富的画面中。故而在影像和小说稍显悖论的关系中，在为电影和影星哭泣之前，读读原著不失为恰当而明智的选择。

    从题材上讲，《温故一九四二》并不是一本文学性很强的小说，但描述的事情是个灾难，是条几千年都困扰着这个国家的微妙绳索。公元1942年，这一年，开罗会议召开，宋美龄访美，太平洋海战开始，远征军入缅作战，日军大扫荡开始，希特勒开始进攻伏尔加格勒，延安整风运动。在这一切历史大事件的背后，河南发生饥荒，近千万人背井离乡，饿死300万人，还有2000万人民遭受蝗灾和旱灾的双重磨难，刘震云看似“东拉西扯”的叙述便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展开。

    或许因为历史记忆的缺失，更加凸显作者的故乡记忆，这样使得其叙述带有强烈的解说性质。《温故一九四二》与作者上一部乡土记忆小说《故乡相处流传》相比，少了一些天马行空，嬉笑怒骂，但信马由缰，由点及面的掌控能力依然不俗。作者只选取历史上一个确定的时间点，面对1942年在河南发生的灾难，没用小说的笔法来记述它，因为强烈的私人情感已率先介入到故事当中，尽管作者自己也意识到并竭力排除这种情绪对故事的干扰。就像他在叙述中反复引用几个记者当年的报道，并且作者自己也有几次 “穿越时空”的采访、调查。尽管叙述者反复地自我解嘲，反复地向读者宣告着调查的无意义；尽管他反复强调这个事件当中记者与领袖间的误会，讽刺他们不明就里的执著，读者还是能在狡黠的行文背后看到无比的悲伤与愤怒。

    颇具意味的是，作者这种愤怒和悲伤并未流溢于文字之上，而是深埋于字里行间，或许单纯的文字并没有多少感情色彩，而表层的游离更加剧了小说深处的暗流涌动，其凌厉刺骨只有读者和作者能懂。与传统小说笔法不同的是，作者引用了大量当年的资料，例如“《河南民国日报》1943年2月14日载：财政科员刘道基，目前已发明配制出救荒食品，复杂的吃一次七天不饿，简易的吃一次一天不饿。”从视觉上给读者以广度，虽然无法想像1942年发生在河南的各种惨烈画面，但绝对能够体味到无处不在的饥饿之可怕。饥饿让人丧失理智道德，毁灭情感，尽管这两字在如今看来显得很是单薄。可怕的又不仅是饥饿，它无非是这场灾难的表象罢了。欲望、贪婪等人性的劣根以及政治场中权利的游戏才是灾难的根本。

    至于小说名字，温故当然为知新，以史为鉴，为逝者悲哀，为来者保证。我们再重回那段时光，感受前人经历过的事，要重新思考现在具有相同民族性的我们。冯小刚说得对，“政府是从民族里出来的。我们的民族缺少镜子。”至少在这一点上，冯导和刘震云一样，体现了一个文化人对历史的责任感和良心。刘英杰【原标题：《温故一九四二》：那是一个民族的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