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内容撰述融入通观意识、立体意识、正统意识

　　范晔撰《后汉书》的目的是为“正一代之得失”，《后汉书》的编纂贯彻了这一深意精旨。

　　首先，作为断代史的《后汉书》，在许多问题上的撰述不只限于东汉孤零零的一段儿，而是通过对其自身源流始末的叙述，渗透通观意识，论其得失。如在《皇后纪》中，范晔考察了历代后妃制度的演变过程，并立足于探究其在政治上的影响与作用。他指出，汉袭秦制，未能及时规整好后妃制度，虽光武、明帝时代一度严格，纠正了一些弊端，但还是没能形成一整套正式制度严禁外戚专权。自章帝始，因宠幸授权而致“始失根统”：“东京皇统屡绝，权归女主，外立者四帝，临朝者六后。”这样就造成“莫不定策帷帟，委事父兄，贪孩童以久其政，抑贤明以专其威。任重道悠，利深祸速”的严重后果。

　　其次，对于东汉的衰亡，范晔从女后临朝称制、外戚专横、宦官专权、党锢之祸等多方面、多角度、多层次编纂、钩沉，立体考查其衰亡原因，使读者认识到，其衰亡是长期以来政治、经济、社会等多方面弊端积累的结果。在范晔看来，东汉衰亡的阴影始自章、和二帝，安、顺帝时已衰象丛生，桓、灵、献帝时期则是走向灭亡的过程。在这期间，皇帝大多早逝，继位者年幼，母后临朝称制，外戚专权顺乎其然，造成皇权与外戚间的矛盾。为夺回权力，皇权与其家奴宦者结盟。宦者乘机以维护皇权名义诛外戚，把持皇权，横行朝野，又与士人矛盾空前激烈，党锢之祸随之连连爆发。皇权昏暗，外戚专横，宦官专权，党锢之祸，多种因素长期积累，相互叠加，最终压垮东汉帝国。

　　再次，范畔在编纂《后汉书》中树立以东汉为正统，表达出强烈的大一统观念。我们知道，东汉前后，有许多其他政权同时存在，有的政权短时间内还曾“天下共号”，如刘玄更始政权，但范晔在编纂时却并未像司马迁为项羽立本纪那样为其立纪，对王莽、曹操等重要历史人物也只是在其他纪传中记载了他们的情况。纵观《后汉书》整个纪体，此只为光武帝刘秀系皇家人物所独享，对其他政权人物则一概贬斥。对许多纪传人物的品评也无不彰显东汉政府所提倡的儒家忠、孝、节、义精神。即使对东汉政权衰亡的反思，也是围绕着其合法性进行的。

　　二、史料编纂的拓新

　　与前史相比，范晔在史料编纂中大量采用歌谣。从内容上看可分为以下几类：第一是歌颂良吏清官，如“前有召父，后有杜母”，歌南阳太守杜诗造水排，铸农具，修陂塘，拓土地；“枹鼓不鸣董少平”。颂洛阳令董宣严惩不法豪强，使社会安定，无人击鼓升鸣冤。第二，讥讽贪官暴吏，痛恶权贵。如“左回天，具独坐，徐卧虎，唐两墯”。谴责左悺、具瑷、徐璜、唐衡四宦官骄横不法。“灶下养，中郎将。烂羊胃，骑都尉。烂羊头，关内侯。”讥讽刘玄滥封低劣之人祸害长安。第三，赞扬学者、经师学问，名士风骨，歌颂正义。如“天下楷模李元礼，不畏强御陈仲举；天下俊秀王叔茂”，是太学生们对东汉名士李膺、陈蕃、王畅的褒扬。“五经无双许叔重。”是对许慎精于经学的赞许。第四，委婉讽刺世风。如“城中好高髻，四方高一尺。城中好广眉，四方且牛额。城中好大袖，四方全匹帛”。讽京城侈靡之风上行下效不良风气。“生男如狼，犹恐其尪；生女如鼠，犹恐其虎。”是社会风气对男子阳刚、女子阴柔的极端要求。总之，范晔所采歌谣，生动而真实，透视出社会问题与政治观点。

　　范晔在编纂中杂采奇闻轶事。范晔时代，已经积累了相当多有关东汉内容的文人杂记，其中部分内容为范晔编纂所借鉴吸收，成为正史内容的一部分。与《三国志》比较，有十六篇列传“范书比陈书篇幅增多约一倍，那些多出来的材料，大多是和裴注相同的”。如《后汉书·袁绍传》引用了《英雄记》的内容，《后汉书·董卓传》则参考了《英雄记》和《九州春秋》的内容。这些参考引用，大大丰富了人物形象，使人物形象更加丰满。

　　《后汉书·方术传》中记有神异之事，其他如《东夷列传》、《南蛮西南夷列传》、《西羌传》等也有巫祝之事记载。对此刘知几批评道:“范晔增损东汉一代，自谓无愧良直，而王乔凫履，出于《风俗通》，左慈羊鸣，传于《抱朴子》。朱紫不别，秽莫大焉。”但也应注意到，从东汉至唐代，谶纬迷信、佛、道、方士清谈之风盛行，《后汉书》对此的记载，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现象，具有一定的史料价值。当然也不可否认范晔认识上具有猎奇性的一面。

　　三、体例上的增纪、增传

　　范晔《后汉书》在编纂体例上的创新，主要表现在增纪和增传上。增纪方面，在正史中第一次设立《皇后纪》。为皇后立纪始于华峤著《后汉书》，然二者为皇后立纪的角度却又不一样：华峤“主要是从帝后间的夫妇关系去考虑”，范晔则强调皇后在东汉政治中的实际地位、作用和影响。范式《皇后纪》体例虽承袭华峤，但其编纂思维却与之根本不同，而其内容主要又来自《东观汉记》，体现出范晔史著编纂继承的多元性。

　　列传方面，范晔《后汉书》增设了一批新的类传传目:《宦者列传》、《党锢列传》、《文苑列传》、《列女传》、《逸民列传》、《独行列传》。东汉宦者在畸形治中“手握王爵，口含天宪”，败乱朝政，“东都缘阉尹倾国”，为宦者作传，就是要使后人深刻了解东汉衰亡的缘由。朝臣士人为维护理想朝政与宦官集团以命相搏，惨遭党锢之祸，范晔立《党锢列传》，使“其名迹存者，并载乎篇”，传承儒家忠孝节义精神。《文苑列传》是范晔为文人立传的首创，这与汉文学的繁荣发展有关。章学诚说：“东京以还，文胜篇富，史臣不能概见于纪传，则汇次为《文苑》之篇。”《文苑列传》正是这一历史现象的反映。《列女传》是范晔综合众家版本，独辟蹊径，以“才行尤高秀者，不必专在一操”为标准为东汉十七位妇女立传。后有史家把《列女传》改为《烈女传》，专记“三从四德”贞女节妇，相比范晔编纂思想逊色不少。为逸民立传，缘于范晔对逸民的深刻研究。他认为乱世和衰世是致逸民大幅增加的根本原因；逸民非社会政治的对立物，如果政治贤明，则可达到“举逸民天下归心”的效果。为独行者立传，是因为东汉“荐举征辟，必采名誉，故凡可以得名者，必全力赴之，好为苟难，随成风俗”。在动荡危机形势下涌现出一批尚名节、坚守社会道义的特立独行者，他们“偏行一介”，“操行俱绝，故总为《独行篇》”。新纪传体不只满足了范晔对新人物、新事迹概括的需求，更是因要实现“正一代之得失”的目的。

　　总括而言，范晔在编纂《后汉书》中，融入通观意识、立体意识、正统意识；史料方面杂采大量歌谣和奇闻轶事；体例上迎时代特点有所创新，追求实现”正一代之得失”的编纂深意。张红军【原标题：范晔的编纂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