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飞过六十年，到了褚秀之孙子褚渊时，他又面临了同样的抉择——刘氏皇族衰落，新兴王者萧道成崛起。褚渊同样长袖左右挥舞：一方面他忠于（刘）宋，勤政务，平（薛安都、桂阳王）叛乱；宋明帝病逝后，褚渊接受遗诏为顾命大臣，也曾尽心辅佐幼主，史称：“渊同心共理庶事，当奢侈之后，务弘俭约，百姓赖之。接引宾客，未尝骄倦。”（《南齐书》卷23）而另一方面，他却又为萧道成篡位提供方便。他不仅根据当时品评人物的风气，在舆论上给予萧道成很高的赞誉“此人材貌非常，将来不可测也。”而且利用顾命大臣的身份，力引萧道成进入权力中枢，为其铺平了道路。（萧）齐建立后，褚渊受到重任，“朝廷每有机要事，帝多与褚渊论谋，其意见每每从纳。礼遇甚重，及高帝崩，遗诏以其为录尚书事（等同宰相，顾命大臣）”。

    从褚翜、褚裒、褚叔度兄弟、褚渊前后150年间四代人的抉择中，我们可以窥到其家族文化中具备一种审时度势的能力，总是冷眼如炬地观察世势，并作出冷静应对。很多人或许会责备、蔑视他们在朝代更迭之际，不能死节抗争。比如褚渊身仕两姓，在当时就受到了民间舆论，甚至自己堂兄、长子的责备。但我们也要看到这样的史实：（刘）宋政权中后期的帝王极端凶残荒淫，子杀父、弟杀兄、杀宗室，仅仅在皇族之中就已经血流漂橹。心惊胆战的臣子们值得效忠这样的帝王吗？而刘裕、萧道成这样的强悍军事领袖兴起，东晋、刘宋这样腐朽、无向心力的政权的灭亡，又是一二人能逆时代趋势倒行的吗？

    世间人事之变，不是黑或白就说得清的。临境望之，常常使人感觉看山不是山、望水不是水。张口欲言，却理不清、道不明，只有沉默。

    二 孝悬门楣  悌睦家风

    如果说审时度势显示出褚氏家族“智”的一方面的话，那么“孝”则是褚氏家族的另外一大特点。褚氏先祖褚大、褚少孙以儒学名闻天下，对仁孝之道自然有着比常人更高层次的研究，这一渊源也深远地影响着颍川褚氏族人。

    东晋时晋康帝的皇后褚蒜子，曾以太后身份，在穆帝等朝临朝称制近四十年，对其父褚裒仍然尊敬有加。她不仅在归家时对褚裒行的是父女家人之礼，还要求在朝廷之上亦行家人之礼。此事虽经大臣们以君臣礼节不能乱为由，未能实行。但却反映出颍川褚氏以孝为先的家风深入各个家族成员之心，即便是贵为一国之母的皇后也不例外。（《晋书》卷32《后妃传》）

    即使如精于利益选择的褚渊，虽在当时及后代深受非议，但他却是倍受赞赏的孝子。史载褚渊侍母至孝，曾以“母亲年高多病，早晚需要陪护”为由辞官，后其庶母（其父之妾）郭氏去世之后他终日哭泣，仅几天的时间，竟然憔悴到了让人认不出的地步，以至于要皇帝下诏“断哭”、禁止别人吊丧来保护他的身体。及后，其嫡母（其父正妻）逝世，他又悲戚如初。（《南齐书》卷23）《褚渊碑文》亦记载说：“（褚渊）孝敬淳深，与父母尽欢朝夕，人所敬佩。其父亲去世后，他请求丁忧去职，由于过度哀伤，几乎死去。”

    褚渊长子褚贲虽然对于褚渊身仕二姓颇有微词，然而在父子之道上却为至孝。褚渊去世后，武帝召见褚贲，他“流涕不自胜”，并将爵位让与弟弟褚蓁，还放弃位高权重的官职不做，自愿居墓下为褚渊守丧。

    颍川褚氏的“孝”行不仅表现在亲子之间，还在家族成员中扩展为兄弟的“悌”及亲族间的“义”。如褚渊身为长子，在父亲死后却能把所有财产让给弟弟褚澄，自己唯独留下数千卷书。（《南齐书》本传）又如褚渊从弟褚炫，得到巨额钱财之后，随即分与亲族中贫寒者。这是将“孝悌”扩展为了对整个亲族的经济帮助，因而更让人叹服。再如褚渊的长子褚贲，在父亲死后将爵位让与弟弟褚蓁继承，而褚蓁又能在褚贲死后上表让给褚贲儿子。家族间重“孝悌”的门风表露无遗。

    褚氏家族以孝悬门楣，成员间的尊卑亲疏井然有序，易于凝聚共识；以悌睦家风，亲族间互相辅助，以己所有补彼不足，助推家族中后辈前行，使得几乎每一代都有杰出子弟出世。这样的门风使其家族形成了沛然合力，长驱向前。

    三  博学家风，自强济世

    褚氏本就是在经、史、文学上都颇有成就的儒门世家，又出身华夏文明渊蔽的颍川名郡。浸染在这样厚重的文化背景中，褚氏文化自然流露着浓郁的博学济世，自强不息的特点。

    东晋时，面对南北分裂的局面，仁人志士们立志恢复神州故土。但先有祖狄、庾亮，后是殷浩、桓温，相继失败。在这样的背景下，褚裒在镇守京口，拥有一定军力后，仍竭力主张再次北伐，显示出儒家重视事功的积极用世精神。然而北伐最终又以失败告终，他率领的三万晋军死伤惨重。褚裒引《春秋》责帅例子，上疏自贬。朝廷虽然下诏原谅，最终他仍忧愤自责而死。褚裒一生“在官清约，虽居一方诸侯，仍然使家仆亲自樵采”，坚持“政道在于得才，宜委贤任能”的用人主张。上以事功对朝廷尽忠，下以《春秋》精神对己严要求，可谓严守儒家原则。

    颍川褚氏的后世子孙大多遵循了褚裒的这一精神，在世家大族崇尚虚靡的南朝时期，仍多有作为。褚叔度在做官时“每以清简致称”，甚有祖上遗风；褚渊在政治上却能“务弘俭约，百姓赖之”，虽历官清显，死后却家无余财，“负债至数十万”；孝子褚翔，亦能“在政洁己，省繁苛，去浮费，百姓安之”；齐梁时的褚球，“在县清白，资公俸而已”，且“性格刚强，无所屈挠，在御史职上甚为称职”；后来的褚玠，“廉俭有干用”，为官数年“守禄俸而已，去官之日连车资都没有，困留县境”，最后还是因为皇太子的垂爱，“手书赐粟米二百斛”，才得以还家。

    此外，颍川褚氏的家族成员多“以才艺桢干称”，在文学、音乐和医术等方面也颇有成就。史载褚渊“尝聚袁粲家，初秋凉夕，风月甚美，彦回援琴奏《别鸪》之曲，宫商既调，风神谐畅”，惹得谢庄等人“抚节而叹”；褚渊的弟弟褚澄虽贵为驸马都尉，历官清显，在医术上却有很高的造诣，善解疑难杂症，著有《杂药方》二十卷；梁时褚该“幼而谨厚，有誉乡曲，尤善医术，见称于世”。后褚该北归，官至车骑大将军，却“性淹和，不自矜尚，但有请之者，皆为其尽艺术”，其子褚则“传其家业”。

    褚渊从弟褚炫擅长诗词文章，被誉为名士，与当时三位著名文人并称“四友”；褚渊曾孙褚翔在文学上成就更大，“梁武帝宴群臣游苑，诏褚翔为二十韵诗，限三刻成，翔顷刻之间便已完成。”因而得到武帝欣赏，即日升迁，为时论所美。此外，陈朝褚玠、褚玠子褚亮、褚亮子褚遂良等都是既能为政安百姓，又是名闻天下的才子、名医。

    腹有诗书，气质自然光华；自强不息，便生勃勃英气；精通文艺，自有一股风流。在这样的教育之下，也就难怪我们频频在史书之中看到褚氏子弟“淹雅有器量”、“风仪端丽，眉目如画”、“每公庭就列，为众所瞻望焉”等描述。

    四 联姻皇室 结盟士族

    在魏晋南北朝时代，皇权统治基础较为薄弱，皇族逐渐由至高无上的天之子下滑成为势力最大的家族。持续的此消彼长，自然会使强大的家族生出不臣之心。为了赢得支持，皇帝以利、威、情笼络、震慑各大家族，联姻便成为最重要的手段之一。士族之间也是同理，为了安全，为了长久的盈泰，也通过姻亲来构成同盟关系。

    据资料显示，颍川褚氏自西晋时代，就与颍川其他望族互相通婚，比如褚、庾联姻。至东晋中期， 颍川褚氏在褚翜、褚裒二人苦心经营之下，社会地位和政治地位都有了很大的提高，并获得了与皇族司马氏联姻的机会。即褚裒女褚蒜子“以名家入为琅邪王( 即康帝) 妃”。褚蒜子为皇后后，以其父褚裒为代表的家族成员在政治上迅速获得升迁。

    至（刘）宋时期，因为褚裕之三兄弟在帮助刘裕谋权篡位的过程中尽心尽力, 刘裕以姻亲来持续拉拢褚氏家族。而褚氏这种具有很大社会影响力的士族, 又帮助出身寒微的刘裕安定人心、巩固统治根基。在（刘）宋王朝短短五十多年历史间，褚氏与（刘）宋皇室的联姻就达九例，其中娶公主者有褚湛之、褚渊、褚澄、褚暧等五人，被宋宗室纳为妃者有褚湛之女、褚秀之孙女、褚方回女三人，另有褚球娶宋宗室刘景素女为妻。
    除与皇室频繁联姻之外，褚氏还与其他高门士族不断结为姻亲。如褚秀之女嫁与济阳江湛为妻，褚渊女嫁与陈郡谢瀹为妻，褚法显娶琅邪王景文丛姐妹为妻, 褚湮娶彭城刘孺姐妹为妻。颍川褚氏的家族势力在此时可谓如日中天，所联姻的这些家族无不是赫赫有名的高门士族。

    从这些记载中我们可以看到在封建专制时代，为了维护统治，婚姻不是因爱情而结合，而纯粹作为一种利益结盟的手段。但我们也不得不承认，在那样的帝制时代，能与皇室结为姻亲的家族，将迅速迎来政治的升迁、门楣的光大巩固。如济阳江氏，宋齐梁陈四朝皆能联姻皇室，家族得以累世兴旺。而另外一些高门士族，则因为在这一时期不能联姻皇室而族望骤减。如颍川庾氏，东晋时一门二后，以外戚身份而成为当时的一流高门，至南朝时则未见一例国婚，其家族的门第族望便迅速衰落。

    褚氏衰落

    世间至理，莫不过于阴阳循环流转。纵然褚氏根基厚、运气佳、教育精、子弟贤，可是谁人见到永开不凋的花儿？在滔滔时势的车轮倾轧之下，纵使你螳臂锋利如刀，也避不过碾压成泥的命运。

    士族制度下的门阀子弟固然受着最良好的教育，占据最优势的资源。但缺乏苦痛磨砺的经历，终究成为褚氏子弟最大的软肋：高级士族凭借门第就可做官，且世代控制高级官职。生活在腐朽奢华的生活中，被捧杀在众星拱月的环境里，使得士族子弟普遍不思进取，蔑视、厌恶做实事。而沉溺于清闲放荡，空口玄谈，纵情声色，穷奢极欲。甚至为了追求所谓名士翩翩风度，男性世家子弟间竟流行“熏衣、剃面、傅粉、施朱。”（颜之推《颜氏家训·勉学》）。

    尽管有卓见的褚氏先人束之以种种教育，却挡不住后世子弟们迅速腐朽的步伐。褚氏家族在褚渊至巅峰之后，一代不如一代。世家子弟们普遍缺乏执掌政权的能力，甚至缺乏生存能力。在政治上庸碌无能，精神上萎靡不振，远不能与先祖褚翜、褚渊等相比，再加上士族之间近亲联姻，身体素质极差。这样的群体再也经不起社会潮流的冲击，终趋衰亡。

    时势也在悄然变化，历经东晋、前秦等南北朝战争后，因为士族子弟们的不堪重用。一些庶族出身的将领脱颖而出，显示出较高的政治、军事才能，声望与权力迅速上升。南朝宋、齐、梁、陈开国诸帝均为庶族将领；而南朝统治集团内部斗争激烈，也迫使统治者选用一部分庶族来平衡士族势力，一部分庶族乘机逐渐典掌机要。

    至梁武帝后期（公元548年）时，南朝又爆发持续三年零八个月的侯景之乱，江南社会遭空前浩劫。拥有二十八万户的首都建康，存者百无一二，完全成为废墟。及西魏破江陵城，尽俘王公以下及百姓男女数万家（又作十余万口）为奴婢，分赏三军，驱归长安，弱小者皆杀之，得免者仅三百余家。以士族门阀为首的南朝政权在此次战乱中充分暴露了其腐朽无能，自身受到了毁灭性打击，晋朝南渡士族“寝略殆尽”，自此士族一蹶不振。

    及至到了隋唐时期，科举制的实行改变了官员选拔制度，结束了士族的政治基础。又经过唐末农民起义的打击，士族被彻底扫荡结束。褚氏也随着那个时代逐渐湮没。

    后记：当千年须臾而过，后世的我们伫立这片故土，抚摸着这些青苔，感触着昔年祖先们的气息，不禁生出一种复杂的思绪——这个曾在中华大地上掀得风起云涌的禹州籍家族，我们为何如此陌生？而更讶然的是——要知道褚氏家族仅仅是颍川士族中的一个，其他如颍川荀氏、庾氏、陈氏、钟氏形成门户时间更早、名声更为显赫。如颍川钟氏，兴自两汉，在曹魏时就以军功起家，成为魏晋一流高门；颍川庾氏，在东晋时继琅邪王氏之后与司马氏皇权共天下，左右朝政……

    我们的这片土地为何会承载如此之多的俊才贤杰？又为何会消失的杳无痕迹？为何提及这些，连生于斯的后人们都是满眼茫然？作为颍川的子孙，你会有种冲动，希望能从历史风尘中掘出这座荣誉故土，去看看我们的祖先、我们的故乡，他（它）原本是什么样子？曾经历经了什么？

    这是一种心怀敬意的回望，但又绝非是八旗遗老斜倚冬日城墙角，炫耀我祖宗的祖宗是如何了得。于是在本文中，我们既誉褚氏家风，也真实描绘其反复冷酷。它原本是什么样子，就是什么样子。通过尽量客观的回溯之旅，重现故土风貌、先人衣冠之一二。

    往重了讲，“欲要亡一国,必先灭其史；欲灭一族,必先灭其文化”（清末龚自珍）。一个历史文化不曾传承的地方，无论辖区如何辽阔、几度如何繁华，终抵不过时间的洗磨，慢慢地杳无踪迹，竟似从未出现过一样。追念这些往事，就如同每到清明、十月时节，你我前去祭拜祖坟。使心有一处可停留，情有地方可牵挂，血脉有清晰的传承，荣誉有古今可直面。只可惜我笔下浅薄，更寡考据，远远不能描绘出家乡先贤原貌、兴衰规律之万一。　（朱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