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将河洛文化比作一条大河的干流，民俗文化就犹如其支流。

    干流好比书面语言，讲的是正统文化；而支流则好比口头语言，说的是民俗风情。

    绕不开的民俗就如同那隔不断的支流，你看它穿山越岭，浪花飞溅，滋润着华夏文化的根须，展示着一幅幅绚丽的画卷。

    自从人类在河洛地区繁衍生息，河洛先民便在衣着方式、饮食习惯、民居建筑、生产工具、婚姻形式、墓葬类型、图腾崇拜等方面，创造并形成了具有自身特色的民俗文化，成为闻名中外的河洛文化的根基和柱石。

    河洛民俗文化的核心和灵魂

    民俗文化无处不在，人类初始时可能没有文字，但不可能没有民俗。人类社会可谓民俗之海洋，人从一生下来就浸泡在民俗之中，直到离开这个世界。

    在民俗这张大网中，与普通人贴得最近的是礼仪民俗，而华夏礼仪民俗的源头就在河洛大地。河南民俗学会常务理事、洛阳河洛文化研究院副秘书长刘百灵说，洛阳礼仪民俗有着悠久的历史。西周时周公在洛阳“制礼作乐”，我国开始有了一套规范的礼乐制度。春秋末年，孔子从当时的鲁国来到洛阳，向老子学习周朝的礼制，经其整理，周公制定的礼乐宗法制度趋于完善。作为以礼乐制度为核心的传统礼仪习俗的发源地，数千年来洛阳人一直崇尚“以礼为本”。因而，河洛民俗文化的核心和灵魂是“人生礼仪”。洛阳人历来重视民间礼仪。一个人从生到死经历着许多“人生通过礼仪”，由此形成了河洛地区民俗中最富有特色的人生礼仪规程。
生儿育女关系到传宗接代及家道兴衰，所以从古至今倍受重视。在洛阳民间，一个人从孕育到出生及接受教养的漫长过程，经过历史演变逐渐形成了各种各样的风俗习惯。

    新娘子一过门，家里人就盼其“早生贵子”。为了早日实现这一愿望，家人便求助神灵。民间流行的是婆母、小姑或媳妇们亲自到奶奶庙求观音送子或“拴娃娃”。洛阳人求子有两个热闹的去处：龙门山庙会和宜阳灵山寺庙会。求子者通常是烧一炷香并磕头祷告，诉说盼子愿望，并许诺如何还愿。奶奶庙里放着泥塑的娃娃，求子者用红线拴一个泥娃娃抱回家，一路上不许回头，默念着事先给孩子取好的名字，据说这样就可以得子了。如愿后，家里人要到奶奶庙还愿。还愿时除了带上求子时许诺的物品外，还要送去１００个泥娃娃，以便其他人家求子时“拴娃娃”用。“拴娃娃”的习俗带动了一方经济的发展，李楼乡凉洛寨就因捏制泥娃娃而远近闻名，至今已有上百年历史。

    “有喜”并“拾娃子”后，“月子婆娘”要在屋里坐卧一个月。一个月后，亲戚朋友要来“吃满月酒”。“生日年年有，百岁只一遭”。孩子出生１００天后要“过百天”。小孩子１２岁时，洛阳老城有带孩子到火神庙“脱红”的习俗，意思是孩子成人了，所以民间有在孩子１２岁时举行隆重的生日仪式的习俗。

    洛阳民间的婚姻成规，到周代“六礼之仪始备”。所谓“六礼”，是指婚姻程式中的六个阶段。时至今日，洛阳民间婚姻程序虽有变化，但“六礼”的内容无一缺少。今日民间所行婚礼程序，仍遵循着说亲、合婚、定亲、下聘、送好、迎娶等六个程序。

   洛阳民间自古就有尊老敬老的传统美德，体现在其中的民俗之一是给老人祝寿。老人到了高龄，习惯以虚岁过生日。因此，５９周岁过的是６０岁生日。祝寿一般从老人６０岁生日开始，此后每年生日的庆祝活动不能间断，以示老人长寿。逢十则要大庆，尤其是老人的８０岁生日，届时要隆重庆祝。

    葬礼是民间礼仪的重要组成部分，从新石器时代到秦汉时期，丧葬礼俗经历了由简到繁的过程，直到近代基本上是内容的变化与演进。新中国成立后，丧葬习俗的形式逐渐简约，着重是寄托哀思，这也是社会文明的标志之一。

    传统节日的民俗风情画卷

    因生产、生活需要而产生的岁时节日，数千年来一直伴随着民众的生活和起居。洛阳民间的传统节日很多，其内容和形式也丰富多样。这些传统节日，有的表现了人们与大自然积极抗争、祈求丰收的美好追求；有的表现了尊老敬老、不忘祖先的传统；有的表现了家庭幸福、合家团圆的美好愿望。这些节日有不少源自河洛大地。

    洛阳人俗称春节为“年下”，活动非常多，包括祭祖追远、守岁接年、走亲访友、娱乐休闲等，展现着一幅幅多姿多彩的民俗风情画卷。

    “大年初一，撅着屁股乱作揖儿”。孩子们向长辈行叩头礼，长辈则要发“压岁钱”。初二闺女回娘家，有的地方还要“耍新女婿”。初三、初四串亲戚。初五俗称“破五”，民间流行“破五送穷”。初五夜，家家鸣炮焚香，把初一（或除夕）烧的柏枝灰送到田中，捧回新土放到老人床下，寓意“送穷灰挖富土”。

    元宵节起源于洛阳的传统节日。隋大业六年（公元６１０年），隋炀帝杨广在洛阳大演百戏，终宵灯火不息，声闻数十里，这才有了“元宵行乐”的盛大节日。初唐时，洛阳元宵节燃灯仅限于正月十五夜，后由唐玄宗李隆基改为３日，即正月十四放灯至正月十六收灯。“三五月华夜，遨游逐上春”。唐玄宗曾在上阳宫张灯结彩闹元宵，引领了社会时尚，所以唐时洛阳的元宵节就已经热闹非凡了。

    中秋节的一项重要活动是祭拜月亮，至今有些地方还保留着这个习俗。祭拜月亮的物品除了月饼、点心外，农村还要蒸枣糕。祭拜月亮时有一个规矩，主祭的必须是家庭妇女，但在腊月二十三，老灶爷升天时主祭的却是男人。据说玉皇大帝派到每家一个老灶爷，要他了解每家的情况，到腊月二十三时上天汇报。老灶爷上天时，各家都要祭灶，祭灶仪式由男人主持。为了让老灶爷多说好话不说坏话，家家都要供上“祭灶糖”，希望用甜甜的黏黏的蜜糖粘住老灶爷的嘴。普通老百姓当然拿不出大礼，只好用这点小小的“糖衣炮弹”来“公关”了。

    祭灶原是商周时代的五祀之一，初为夏祭，后改为冬祭。《淮南子·祀论》中记载：“炎帝于火而死为灶。”后来，民间又把老灶爷演绎成传说故事中的泥匠张奎，说他生前锅台垒得好，所以死后被玉皇大帝封为灶神。祭灶时主祭人都是男人。宋代诗人宋大成在诗中这样写道：“男儿酌献女儿避，酹酒烧钱灶君喜。”

    民间传说月亮属阴，灶君属阳，故形成了“男不拜月，女不祭灶”的习俗。追根溯源，这与民间传说故事有关。据说后羿把天上的１０个太阳射下９个后，从西王母那里得到了长生不老药，不料被夫人偷吃，后来夫人飞上月亮，成了月宫中的嫦娥。诗人们经常在诗中提及嫦娥，并把月亮引申为女性之神，故民间祭拜月亮时就由家中女主人主持。

    民俗中有我们民族的根

    人类文化往往被分为“雅文化”和“俗文化”两大体系，在专家眼里，这是“上位文化”和“下位文化”之分；在普通人眼里，这是“阳春白雪”和“下里巴人”之别。其实，这两者之间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而是滔滔大河和涓涓细流的关系。正是一条又一条的涓涓细流，才汇聚成滔滔大河；正是民俗文化的积累与升华，才有了辉煌灿烂的河洛文化及中华文明。所以，有人这样说：“民俗中有我们民族的根。”

    遍布世界各地的中华游子，他们不管走多远，心中都深深地扎着中华民族的根。尽管身在异乡，他们仍然心系故土，甚至连房舍也保留着祖居的特色，从而形成了独具华夏文化特色的“唐人街”。尽管他们身在外族文化的“包围圈”内，但逢年过节或婚丧嫁娶，他们遵奉的往往是中华民族的传统习俗，展现的是“龙的传人”的风采。

    民俗作为一种文化现象之所以能深入人心，是因为它是千百年来民众所创造的认知系统，是人们在日常生活中靠口头和行为方式传承的一种文化模式。这种文化模式既为人类所创造，又供人类所享受，而且渗透到人类生活的各个领域，不仅内涵丰富，而且形式也很多样。

    洛阳不少民宅的大门内，至今仍保留着影壁，这种居住习俗折射出中华古老文化中的阴阳五行观念。旧时院落讲究坐向，以坐北朝南或坐南朝北为佳。以阴阳五行的观念来看，北方为水，南方为火，水火不容，一家人就难以平平安安地过日子。如何化相克为相生呢？有人想出了一个高招：在院内摆上木屏风作为障碍，也就是在水与火之间加上木，企盼能形成良性循环。试想，水能生木，木能生火，如此生生不息，大吉大利，住在这个宅院里的人也就能吉祥如意了，所以这一风俗很快普及开来。在历史演变过程中，木屏风渐渐变成了一道墙，更加牢固和结实，迎合了人们的实用心理。随之而来的还有墙面上“松鹤延年”、“梅鹿望松”等吉祥图案，使平淡的宅院多了几分艺术情调。

    庙会文化的发展，也经历了从“娱神”到“娱人”的转变。庙会也叫赛社，分官赛与村赛，即官办与民办之分。官赛又称祈赛，由巫师主持进行；村赛又称社赛，由会首或社首主持。官办的庙会毕竟没有民办的有群众基础，到宋代时，随着庙会文化的繁荣，巫师逐渐退出历史舞台，庙会也“名为娱神，实则娱人”，成为一种世俗文化、农民文化，并形成了丰富多彩的庙会文艺表演，产生了物资交流的农贸市场。对农村群众来说，举办庙会虽未必能换来“人丁兴旺，四季平安，风调雨顺，五谷丰登”的效果，但“百日之劳，一日之乐”，庙会未尝不是艺术享受的最佳场所。最终，当庙会艺术的内容越来越丰富时，就保证了戏曲生命的延续，并成为我国社会文明史的重要组成部分，成为河洛大地上最具魅力的民俗风情画卷之一。（记者刘保军）（原标题：河洛文化中的民俗风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