隶书始于秦，兴于汉。到了东汉，碑刻最为兴盛，留下了不少书法艺术的精品。其中，《尹宙碑》可以说是汉代隶书较为成熟的碑刻精品之一。

　　《尹宙碑》全称《汉故豫州从事尹君之铭》，又名《尹宙碑额》，立于东汉熹平六年(公元177年)，碑额刻篆书“汉豫州从事尹公铭”8字，因碑额断裂，仅存“从、铭”二字。碑高1.92米，宽0.89米，碑文隶书共14行，满行27字，碑底处局部有残。该碑文详细记述了尹宙一家世系以及历仕官职，其后附有赞颂铭词。该碑出土于元代皇庆元年(公元1312年)，由鄢陵县达鲁花赤(汉文献称为“监”，为蒙古语，意为“镇守者”)在途经洧川境内(今河南洧川县境)偶见，觉其珍贵，便将其移置鄢陵孔庙内，现仍存于鄢陵县原孔庙遗址(今鄢陵县初级中学)西门房内。

　　尹宙，字周南，为周宣王时尹吉甫的后人，父亲为守长社令。尹宙少时喜习《公羊·春秋传》和《书传》，曾任守昆阳令、州辟从事等官职。汉灵帝熹平六年(公元177年)卒，年62岁。

　　《尹宙碑》当属东汉隶书成熟时期的代表作之一。从拓本看，《尹宙碑》字迹保存较为完好，虽少有风损，但字形轮廓及笔画的起讫用笔仍清晰。它的发现对于研究东汉时期的社会风俗、意识形态、历史史实以及文化艺术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此碑石墨明如涂油脂，光可鉴人。书体为隶书，文字清晰，结构舒展，字体秀美，书法工整精细、秀丽而有骨力，充分显示了东汉隶书的成熟与风格。它不仅是我国汉代碑刻中保存较为完整、字体清晰的少数作品之一，还是汉隶碑刻字数相对较多的一通碑刻。尤其是《尹宙碑》所表现出的隶书风格，为研究秦汉隶书的演变提供了宝贵的信息。晋朝卫恒的《四体书势》中提到“秦即用篆，秦事繁多，篆字难成，即令隶人(指胥吏即办理文书的小吏)佐书，曰隶字”，就是说隶书是由篆书简化演变而成的，它把篆书圆转的笔画变成方折，在结构上改象形为笔画，目的就是为了书写方便快速。从已知的隶书碑刻资料中不难看出，秦隶同小篆体很相近，而汉代隶书笔势、结构都与小篆截然不同。西汉与东汉时隶书也有很大的区别，西汉的隶书比秦隶简约，但无捺笔、挑势;从《尹宙碑》隶书中能够明显地看到，其笔画已经有了撇捺且挑势干净利落，这说明东汉隶书不仅已经普遍使用，并且相当成熟。隶书从秦代到汉代的演变最终使汉字在结构上打破了原有的书写传统，为以后楷书的形成奠定了基础。它的产生也是汉字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

　　《尹宙碑》书法笔法圆健，与楷相近，行笔一波三折，有金石之气，纵逸飞动，笔势开张，左右分驰，极尽其势。在笔法上吸取了汉简的灵动韵致，注重笔墨的书写意味，结构疏阔清朗、笔姿雄浑，结体顾盼有神，若群鹤起舞，堪称汉碑中的上乘之作，实为汉代隶书的一朵奇葩。由此也说明，隶书发展到汉代，尤其是汉魏时期已基本定型，成为法度森严的官定标准字体。这一时期留下来的隶书字体较为丰富多彩，特别是东汉时期盛行树碑立传，所留下来的碑刻最多，也最为精湛。这些碑刻给书法艺术留下了极其珍贵的资源，也备受历代书法家所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