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永进

    习近平同志指出：“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几千年来，我国流传下来的各种历史文化典籍浩如烟海，其丰富和完备的程度，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可以相比。这是中华文明特有的重要标志，是中华民族的宝贵财富。”保护好、传承好这些文献典籍，是广大文化工作者肩负的重要历史使命；研究好、利用好这些文化遗产，对于我们深刻总结历史经验、把握历史规律、认清历史趋势，在对历史的深入思考中把握当下、走向未来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典籍在保护和传承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方面发挥着独特作用

    我国是造纸术和印刷术的发明国，自古以来习用文字记载历史，创造了卷帙浩繁的文献典籍。虽经兵燹水虫灾害，流传至今的百不存一，但现存文献典籍依然蔚为大观。据初步统计，目前仅我国2000余家公藏单位收藏的汉文古籍文献就有20万个品种、45万个版本，超过5000万册件。如果再加上私家收藏和少数民族古籍就更多了，这些文献典籍堪称中华民族重要的文化财富和精神家园。

    典籍是中华文明传承和发展的重要载体。

    回顾人类漫长的发展历史，越是古老悠久的文明，其社会风俗、礼仪节庆、表演艺术、手工技艺等无形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越容易随着岁月渐渐流失消亡，而古代建筑、历史文物等有形的物质文化遗产则易因风蚀雨浸、地震洪水、战祸离乱等自然灾害或人为破坏而损毁消失。历史最悠久的世界四大文明中，唯有中华文明5000年来一脉相承、从未中断，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中华民族有“易代修史”和整理典籍的优良传统，用文字记载历史，通过不断整理著述来传承文化，维系着中华文明的薪火相传。正如习近平同志指出的：“中华民族有着5000多年的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而且中华文明从远古一直延续发展到今天。为什么中华民族能够在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顽强生存和不断发展呢？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我们民族有一脉相承的精神追求、精神特质、精神脉络。”这种精神追求、精神特质、精神脉络以文字形式真实完整地镌刻在文献典籍当中，形成中华民族历经磨难而绵延发展的精神密码。文字与典籍，就是中国之精神，民族之灵魂。

    典籍是国家和民族生存发展的精神基石。

    中华典籍浩如烟海、博大精深，从古老的甲骨卜辞、青铜铭文、碑铭石经，到书写在简帛、纸张上的书籍，历经3000多年，历史悠久，数量浩繁，形式多样，内容丰富。这些典籍是中华民族在历史长河中创造的重要文明成果，记述了历朝历代人们在思想、文学、艺术、科学、技术等各方面的成就，正如习近平同志指出的：“中国古代大量鸿篇巨制中包含着丰富的哲学社会科学内容、治国理政智慧，为古人认识世界、改造世界提供了重要依据，也为中华文明提供了重要内容，为人类文明作出了重大贡献。”这些典籍蕴含着中华民族丰富而宝贵的历史记忆、思想智慧和知识体系，始终并将永远是国家和民族生存发展的精神基石。

    典籍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智慧源泉。

    “读史可以明智、知古方能鉴今。”人类总是在继承前人成就的基础上向前发展，古今中外，概莫能外。今天，中华民族要继续前进，就必须学习历史、了解历史、铭记历史、借鉴历史。典籍作为连接历史与现实的桥梁，不仅是前人留给我们的宝贵精神财富，还是我们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建设文化强国、科技强国的智慧源泉。在中国的史籍书林之中，蕴涵着十分丰富的治国理政的历史经验。其中包含着许多涉及对国家、社会、民族及个人的成与败、兴与衰、安与危、正与邪、荣与辱、义与利、廉与贪等方面的经验与教训。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的治国方略，就在一定程度上吸收了古人“儒法并用”“德刑相辅”的治理思想与经验。“一带一路”重大战略构想的实施，也可从《汉书》、《大唐西域记》等典籍记载的我国古代丝绸之路推动与亚欧各国之间政治、经济、文化交流发展的历史中获得时代启示。科学家屠呦呦正是从东晋葛洪《肘后备急方》记载的“青蒿一握，以水二升，渍绞取汁，尽服之”获得灵感，通过现代科技手段成功提取了有效治疗疟疾的青蒿素，最终获得2015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

    可以说，典籍作为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作为珍贵而不可再生的文化资源，记载着中华民族的辉煌历程，铭刻着中华民族的伟大创造，延续着中华民族的精神血脉。如何使蕴含在典籍中的文化基因和历史智慧为今天所用，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是我们每一个文化工作者都应当深入思考的时代命题。

    通过典籍了解和认识中华民族绵延发展的历史脉络与精神特质

    习近平同志指出：“历史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形成、发展及其盛衰兴亡的真实记录。”浩瀚的历史典籍，完整再现了国家和民族的发展历史，连黑格尔也称扬“中国有最完整的国史”。今天，透过这些历史典籍，回首中华民族数千年来不断探寻求索的发展道路，不断走向团结统一的艰辛历程，我们感到由衷的自豪，这正是我们历经岁月淬炼而形成的强大文化自信。

    中国今天的发展道路是中华民族在长期历史进程中奋斗求索的必然选择。

    习近平同志指出：“数千年来，中华民族走着一条不同于其他国家和民族的文明发展道路。我们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不是偶然的，是我国历史传承和文化传统决定的。”典籍能够帮助我们历史地认识中国，认识中华民族5000年发展的历史脉络，深入思考今天所选择的发展道路的历史必然性。

    以“二十四史”为代表的正史、万余种存世方志和公私收藏数以万计的家谱，是华夏民族国史、地方史和家史的历史记忆。正史记王朝兴替，方志为郡县资政，家谱载家族繁衍，这些官私并修的历史典籍，从中央朝廷到地方郡县，从天潢贵胄到闾阎百姓，把国家、社会、家族乃至个人的兴衰荣辱紧紧串连在一起，构成华夏民族共有的家国记忆，形成了全国各族人民共同认同的价值观念，为我们今天选择和坚持适合本民族的发展道路和理想信念提供了重要的文化基石。

    2000多年前，《礼记》就提出了“大同世界”的理想，指出：“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是谓‘大同’。”然后在“今大道既隐，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己”的现实条件下，提出“以著其义，以考其信，著有过，刑仁讲让，示民有常”的政治主张。我们今天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治国理念与这一政治主张一脉相承。

    以儒家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追求“以仁”“以礼”，提倡“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等主张，追求“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等理想信念，在讲求个人价值自觉的基础上，强调社会秩序的安定和谐。这与我们今天选择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价值理想，主张从全社会的进步、公正、和谐中追求和获得个人利益，实现个人价值，异曲同工。

    维护民族团结和国家统一是中华民族自古以来的优良传统。

    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多民族国家，上古时期，黄河中游地区生活着众多部族，这些部族不断融合，形成中华民族的主体——华夏族，华夏族与周边其他部族在后世演变为汉族与其他民族。一部中华民族的历史就是汉族与其他民族之间团结互依、共同发展的历史。从西汉的和亲政策、唐朝的蕃亲政策、宋朝的互市政策，到魏孝文帝的汉化政策、松赞干布与唐公主的通婚、耶律阿保机仿制汉字偏旁创制契丹文字、元昊仿唐宋建立科举制，典籍完整地记载了各民族融合发展、团结友好的历史。

    少数民族文字典籍所记述的材料，与汉文史料相互印证，忠实记载了各民族数千年来交流交往、融合统一的发展进程，是中华民族崇尚民族团结优良传统的历史见证。例如，新疆和田、吐鲁番等地区发现的唐人临写王羲之《兰亭序》，童蒙写本《千字文》、《论语》、《孝经解》等汉文古籍，反映了西域各少数民族对中原汉族基本人伦观念的接收与传播情况；西夏仁宗年间，曾专门编制西夏文与汉文双语对照字典《番汉合时掌中珠》，极力倡导党项民族与汉民族互相学习，体现了我国古代各民族之间在语言风俗方面彼此理解、互相尊重；中国少数民族图书馆藏满文《资治通鉴纲目》，展示了清初统治者对汉族经国纬世制度的学习热情。在政治思想和国家制度上，中国很早就形成了“大一统”的观念，国家统一是中华民族发展的必然趋势。《礼记·礼运》就有言：“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荀子》也明确提出了“四海一家”和“一统”的思想。秦统一六国以后，以法家思想为基础，构建了“大一统”的政治制度、经济制度，并希望达成社会思想的统一。《山海经》较系统地反映出大一统的自然地理观，《尚书·禹贡》则较清晰地体现出大一统的社会经济观和政治地理观。西汉时期，以董仲舒为代表的儒家学派进一步发展了“大一统”的思想。他在《春秋繁露》中指出：“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王者必改正朔，易服色，制礼乐，一统于天下。”经过董仲舒的解释，“大一统”成为中国儒家思想的核心，秦汉时代所奠定的中华民族大一统观念，随着历史的演进不断得到强化与充实，形成了中华民族国家统一的观念。

    从《三国志》到《晋书》，再到《南史》、《北史》，记录了三国鼎立，五胡十六国，南北朝的对峙；《旧唐书》、《新唐书》，再现了唐代统一天下的历史必然；新旧《五代史》、《宋史》、《辽史》、《金史》展现了五代十国的乱象和宋、辽、金的分立，但之后的《元史》、《明史》、《清史稿》，则有力地揭示了大分裂之后必然是更为长久的国家统一。更为重要的是，典籍的记载反映出即使在分裂时期，天下一统依然是历朝历代共同追求的社会理想，国家统一是2000多年来维系中华民族命脉的重要思想纽带，是中国5000年历史演进的主旋律，是中国政治文化的核心内容。

    从典籍中汲取中国人民世代传承的政治理想与民族品格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丰富哲学思想、人文精神、教化思想、道德理念等，可以为人们认识和改造世界提供有益启迪，可以为治国理政提供有益启示，也可以为道德建设提供有益启发。”“今天，我们提倡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从中汲取丰富营养，否则就不会有生命力和影响力。”

    要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家国天下、修齐治平的社会理想。

    中国传统文化中蕴含的天人合一思维模式，天下为公的大同理想，以民为本的治国原则，和谐人际的伦理主张，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等，历久弥新，几千年来一直代表着中国社会的主流价值取向。《礼记·大学》言：“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其中，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是个人层面的要求，齐家是社会层面的要求，治国平天下是国家层面的要求。今天我们提出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将国家、社会和公民的价值要求融为一体，正是吸收了中国传统文化把对个人、社会的教化同对国家的治理相结合的思想精髓。这也正是中华民族虽历经内忧外患仍能自立自强、昂首前进的内在动力，为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提供了丰厚滋养，其深远影响波及整个世界。

    要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天下为公、为政以德的政治主张。

    “天下为公”是中国古代美好的社会政治理想。《尚书·泰誓》中就有设君利群政治观念的萌芽。《管子·任法》提出“任公不任私”。《吕氏春秋》提出“贵公”“利群”的政治主张。《贞观政要·公平》中记载了唐太宗“古者称至公者，盖谓平恕无私”的政治理念。宋初“三先生”之一的胡瑗倡导“一谋一虑，必以天下之利存于心”，主张“虽旁行于天下之间，亦无私邪淫过流荡之事，所以然者，盖至公至正而致然也”，描绘了“以正性制之耳，不私于己而于天下同也”的政治理想；张载则从方法上提出“心既虚则公平，公平则是非较然易见，当为不当为之事自知”。南宋朱熹也有“一心可以兴邦，一心可以丧邦，只在公私之间尔”的观念。清初思想家赓续前代“天下为公”的思想，黄宗羲在《明夷待访录》主张：“不以一己之利为利，而使天下受其利，不以一己之害为害，而使天下释其害。”王夫之在《黄书》提出“勿任意见之私”，在《读通鉴论》中标举“必循天下之公”。近代孙中山，则终其一生践行“天下为公”的理想。

    中国儒家思想强调为政以仁、以德，其中还包含着深刻的廉政思想内涵。《尚书·吕刑》记载了“惟官、惟反、惟内、惟货、惟来”的“五过之疵”，其中就蕴含着廉政思想。《周礼》提出考察官吏的“六廉”标准：廉善、廉能、廉敬、廉正、廉法、廉辨，将“廉”作为官员行为的基本要求。《墨子·修身》将“廉、义、爱、哀”视为人的四种基本道德规范。《孟子·离娄下》将不取身外之物和不义之财视为廉，提出“可以取，可以无取，取，伤廉”。《管子·牧民》将为政之廉提升到关系国家命运的高度，提出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韩非子·六反》认为实现廉政的根本途径在于法治，提出“明主之治国也，众其守而重其罪，使民以法禁而不以廉止。”宋代司马光则认为廉政是关乎治国理政成败的关键因素，提出：“吏不廉平，则治道衰。”从历史典籍中考察历朝历代反腐倡廉的成败得失，可以给人以深刻启迪，有利于我们运用历史智慧推进反腐倡廉建设。

    要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协和万邦、兼容并蓄的博大胸怀。

    中华文明是在中国大地上产生的文明，也是同其他文明不断交流互鉴而形成的文明。5000年中华文明之所以生生不息，绵延不绝，日益走向繁荣兴盛，正是在于能够不断吸收融合其他国家民族的文化精髓，铸就了“和而不同、有容乃大、兼容并蓄”的博大胸怀与宽厚品格。大量典籍文献记载了这种文明间的开放包容与交流互鉴。

    从《史记》、《汉书》、《后汉书》的记载中可以看到，西域瓜果蔬菜的引进丰富了汉人的物质生活；绚丽动听的歌舞启发了汉人的艺术思维；来自印度的佛教，中亚的祆教、摩尼教，欧洲的景教渐次传入中国，充实了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中国文化。《法显传》和《大唐西域记》，生动描述了两位中国僧人西行求法的经历，展现了自汉末至唐中叶，中国僧人翻译、释讲等传播佛教思想的行为。《六祖坛经》、《五灯会元》等禅宗典籍，则反映了中国文化在老庄思想、魏晋玄学的基础上，融合佛教思想并进而形成具有独特智慧的中国禅宗思想。《二程集》、《张载集》等典籍则反映了儒家思想、道家思想吸收佛教思想，发展出“性即理”“心即理”“内省”“明心见性”“事理圆融”等观念的宋明理学。随着近代西学东渐之风，《明史·四国传》中不乏中华文化吸收西方近代科技知识的记载。到了清初，西方传教士协助清廷绘制《皇舆全览图》，成为此后中国各种地图之重要根据。

    要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自强不息、拼搏奋斗的坚定信念。

    《周易》乾卦中的“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是中华民族积极进取、刚健有为、勇往直前的内在动力。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说：“盖西伯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体现出中华民族坚强刚毅、奋斗不息的优良传统；女娲补天、精卫填海、大禹治水、愚公移山等古代神话故事之所以能够广为流传，通过《山海经》、《搜神记》等古代典籍完整地记载和保留下来，并且通过历代诗词歌赋、戏曲小品等文学作品不断演绎、发展，也是因为其中蕴含着中华民族共同认可的自强不息、积极进取的人生态度。

    今天，无论是国家、社会的发展，还是我们每一个人的学习、成长，都面临着许多前所未有的机遇与挑战，而中华民族血液中所流淌的自强不息、拼搏奋斗的勇气智慧，必将为我们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取得新的辉煌成就提供强大的精神支柱。

    要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锐意变革、开拓创新的进取精神。

    习近平同志指出：“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源泉，也是中华民族最鲜明的民族禀赋。”中华民族是一个锐意变革的民族，中华文明是一种与时俱进的文明。古代贤君商汤王即追求“作新民”，提出：“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周虽旧邦，其命维新。”北宋理学奠基人之一程颐进一步认为：“君子之学必日新，日新者日进也。不日新者必日退，未有不进而不退者。”这与《增广贤文》中的“学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一样，都阐述了进取的重要性。

    中华民族在5000多年的发展进程中，创造了高度发达的文明，发明了造纸术、火药、印刷术、指南针，在天文、算学、医学、农学等多个领域创造了累累硕果，并通过典籍的记载和流传，为世界文明进步和科技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带来了深远影响。在日新月异的现代社会，在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历史时期，秉承这种锐意进取、开拓创新的精神力量，将为我们的事业带来新的动力。

    保存好、继承好、研究好、传播好中华优秀典籍

    “中华古籍保护计划”是“十一五”期间由国务院批准设立的国家级重要文化工程，也是新中国历史上首次由国家主持开展的全国性古籍保护工程，由国家图书馆组织实施。近十年来，在中央和各级政府的支持下，在文化部的领导下，根据“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加强管理”的工作方针，不断完善工作机制，在古籍普查、修复、整理、利用以及古籍书库建设和古籍人才培养等方面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努力，取得一系列令人瞩目的成果：一是建立了全国古籍保护工作机制。在国家和地方层面分别建立了古籍保护工作联席会议制度和专家咨询工作制度，成立了国家、省级古籍保护中心和中国古籍保护协会，为集全社会之力共同推进古籍保护工作提供了坚实的组织保障。二是基本摸清了全国古籍存藏情况。截至2015年底，完成全国2000余家古籍收藏单位171万部古籍的详细清点和编目整理，西藏、新疆等边疆民族地区的古籍普查登记工作取得突破性进展，《中华古籍总目》部分分省卷编纂工作陆续启动。三是建立了古籍分级保护制度。制定《古籍定级标准》，在国家和地区层面分别建立了珍贵古籍名录制度，对古籍进行分级、重点保护。国务院先后公布了五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共收录12274部古籍。四是推动建设了一批标准化古籍库房。制定《图书馆古籍特藏书库基本要求》，命名了五批共180家全国古籍重点保护单位，带动全国1000余家古籍收藏单位不同程度地改善了库房条件，完善了管理制度。五是完成了一批珍贵、濒危古籍的抢救性修复。命名国家级古籍修复中心12家，修复场所总面积超过6000平方米；建立修复室247个，总面积达16392平方米；开展“清宫《天禄琳琅》修复项目”等多项大型珍贵古籍修复项目，累计修复古籍达5万余册（件）、200余万叶。六是培养了一支古籍保护专业人才队伍。在全国建立12家国家古籍保护人才培训基地和1家国家级古籍修复技艺传习中心（附设21家传习所），举办古籍保护培训班339期，培训超过1.5万人次，与多所高等院校合作培养古籍保护硕士，建立古籍保护研究院，探索出了一条培训基地、高等院校、传习所三位一体的古籍保护人才创新培养之路，培养了一批具有较高水平的古籍保护专业人员。七是推出了一批有重大影响的古籍整理研究成果。先后组织实施了“中华古籍数字资源库”建设、《中华再造善本》及续编、《中华医藏》编纂、“海外中华古籍调查暨数字化合作项目”等多个古籍整理研究项目，通过影印出版、缩微复制、数字化等多种途径，有力地推动了古籍的揭示利用。八是有效提升了社会各界对古籍保护工作的认识。通过专题展览、学术交流及讲座、互动体验、有奖征文等多种形式开展古籍保护宣传工作，累计举办“西域遗珍——新疆历史文献暨古籍保护成果展”等大型专题展览20余场，各种巡展500余场，讲座600余场次，得到中央领导高度重视，引起社会各界热烈反响，全社会古籍保护意识显著提高。

    可以说，经过社会各界近十年来的共同努力，“中华古籍保护计划”推动海内外大量中华珍贵古籍得到有效保护、科学整理和转化利用，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更广阔的范围得以传承和发扬奠定了坚实基础。今年3月，国务院发布《国民经济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提出要“构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体系，实现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并将“中华古籍保护计划”列入文化重大工程。党和国家的高度重视和大力支持，把古籍保护工作推上了新的历史高度，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接下来，如何在继续保护好、抢救好珍贵古籍的同时，真正践行习近平同志“让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活起来”的要求，使古籍中蕴含的历史智慧能够更好地服务当代，服务社会，是我们下一步工作的重点。为此，国家图书馆将主要做好以下工作：

    一是进一步提升古籍保护工作水平。“十三五”时期，我们将全面完成中华古籍的普查登记工作，特别是重点加强遗散海外的中华古籍调研与合作数字化工作，以国家级珍贵古籍为重点做好古籍保护和修复工作，加强古籍保护人才队伍建设。

    二是依托传统典籍加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挖掘和阐发。“十三五”时期，我们将继续推进优秀中华典籍的当代解读，形成一批学术性、知识性和普及性相结合的精品丛书；利用“国图公开课”这个新平台，以弘扬和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主线，推出一系列能够体现中华民族核心价值导向的精品课程。

    三是促进古籍的推广利用。“十三五”时期，我们将继续通过数字化、缩微、影印出版等工作，使更多珍贵古籍能够为人们所方便利用；依托国家典籍博物馆，通过展览、讲座、文化普及课程与活动、文创产品开发与推广等更加生动活泼、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促进典籍文化的传承与发展。

    （作者系国家图书馆馆长、国家古籍保护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