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12月28日到今年1月28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修订草案，送审稿）》向社会公示，引发各界谈论和争议。毫不意外，先前的争论在2016全国“两会”得以延续，经由媒体梳理，围绕《文物保护法》的立法宗旨，代表委员分为“保护优先”和“利用优先”两种观点，各方观点陈述得以在最近几天展开，一部略显冷门的法律修改，缘何引来如此激烈的两会热议？

　　文物的价值以及保护的必要性，社会各界有共识，而文物保护的现状则一直呈现某种资源不均衡、保护力度有差异的状态。为什么会资源不均？很大一部分原因是，不同的文物背后，拥有或可能拥有怎样的旅游开发价值。基于旅游开发目的而导致的文物热、文物产业化，这些年来并不鲜见，甚至出现以旅游开发为主导的考古发掘项目。从文物身上获利，并非不可以，但以短期的经济利益、地方旅游产业政绩、商业开发为目的，则势必导致文物保护目标被牺牲。

　　文物保护现状中存在的争议，延续到法律修改层面，观点论战并不意外。事实上，保护和利用并非相互对立和矛盾的主张，无论是现行《文物保护法》还是拟修订的版本，虽立足于保护的目的，但并不排斥对文物的合理利用。“利用优先”观点的个中忧虑，事实上更多是对参与权缺失的担心，但围绕文物的参与主体，不仅是利用上的参与，更应该有保护层面的参与，不仅应当有市场主体的进入，还应当有社会公益组织、机构的参与性和话语权。

　　是否允许原址重建，是否允许文物场所的商业经营，包括不可移动文物的所有权与使用权是否可以分离，这里面所涉及的核心问题，除了立法宗旨的差异，更重要的是当代人如何看待文物的价值，以及如何合理、科学地利用文物。不少实践案例中，地方政府以发展旅游产业为目的和出发点，对不可移动文物做颠覆性“开发”（几近于重建），在文物建筑内大兴土木进行经营场所的改造，即便是现在被认为“利用得较好”的一些项目，不论是文物价值，还是旅游品质，都可能并不尽如人意。摧毁性地利用不可取，需要法律予以约束和规制，目前的法律实施并不是监管过度的问题，而是远远不到位的问题。地方权力格局中，文物保护部门相对弱势，旅游开放则有更多话语权，一个是花钱的，一个是赚钱的，这也从某种程度上决定了地方政府对待文物的基本态度。

　　值得深思的是，无论是主张对文物的利用，还是强调对文物的保护，都把目光对准了政府主管部门这一个方向——放权还是收权。但事实上，文物保护和利用的过程，不仅应该有政府主管部门和旅游开发主体，还应有社会公益组织、文物保护学界的参与，文物的保护与开发，应当有学界和第三方公益组织的声音。最根本的底线在于，不论怎样利用都应当服务于保护这个目的，做不好、做不到保护的工作，那就宁愿它不被利用。

　　一提开发，就意味着破坏，这一现象的原因并不在于开发的对错，而是参与开发的主体，是否真正具备应有的资质、眼光和对文物价值的认知。对开发主体的选择，不应继续单一地由政府主导，而要有更多社会公众的参与和监督。毕竟，文物不仅是单纯的国有资产，不能简单考虑它的增值、收益，还要思考将怎样的文化遗产留给未来的命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