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海I号”出土的银铤   本报记者 刘修兵 摄

 

工作人员对“南海I号”出土的锡片进行放大拍摄    本报记者 刘修兵 摄

 

仪器正在对“南海I号”自动喷淋以保证湿度    本报记者 刘修兵 摄

 

    本报记者  刘修兵

 

    备受关注的“南海I号”整体打捞出水并进入广东海上丝绸之路博物馆已经过去8年了。“南海I号”的保存状况如何，考古工作又取得了哪些新进展？1月9日，国家文物局水下遗产保护中心、广东省文物局、阳江市政府在位于广东阳江的广东海上丝绸之路博物馆举行“‘南海I号’保护发掘项目阶段性工作通气会”，通报了相关情况。

 

    初步判断为南宋“福船”

 

    “南海I号”进入广东海上丝绸之路博物馆之后，经批准，广东省文物局组织开展了两次试掘工作。2012年，广东省文物局根据试掘结果，按照“边发掘，边保护，边展示”的理念组织制定《“南海I号”保护发掘方案》，国家文物局于2013年批复该方案，并请广东省文物局协同国家文物局水下文化遗产保护中心组织实施。

 

    “南海I号”全面保护发掘工作于2013年11月28日启动。“该项目既不同于水下考古作业，也不同于传统的陆地考古，所有的发掘工作需要在沉箱内进行，根据项目需要随时调整发掘方法，以提取最全面准确的船载信息。”“南海I号”保护发掘项目领队之一的孙健表示，考古发掘由国家文物局水下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和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负责，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和广东海上丝绸之路博物馆协同实施。

 

    随着大量凝结物的提取，“南海I号”的左右舷板、水线甲板、隔舱板等船体结构暴露，船中桅托梁、甲板、船壳板、底板和小隔板部分显露，船体表面残存结构基本清晰，船板搭接等部分造船工艺比较明确。“船体残长22.15米，最大船宽约9.9米，有14道横向隔舱壁板，已发现间距在0.62米至2.01米的14个隔舱（含艉尖舱），纵向有两列隔板，船舯部设有可倒桅，两舷上部为多重板搭接结构，部分隔舱上部有甲板残留。”“南海I号”保护发掘项目的另一位领队刘成基说，船体的右舷中部因碰撞内凹，舯部、艉部的上层建筑已经倒塌，大量建筑板材散落在艉部外围。

 

    “从已发掘的船体结构和船型判断，‘南海I号’是长宽较小、安全系数高、耐波性好、装货量大的短肥性船型，属于我国古代三大船型的‘福船’类型，其船体保存较好，存有一定的立体结构，这在以往的我国沉船考古中较为鲜见，对于研究中国古代造船史、海外贸易史具有重要意义。”刘成基说。

 

    船内考古发掘工作年内结束

 

    在发掘工作中，考古队采取了先内后外的次序，即先清理船内文物，再从内外两侧对船本体进行加固后，再依次清理发掘船舷外侧。“沉船本体两端起弧上翘悬空，船木腐朽后极易发生断裂，需要先清理提取沉船中的货物，减轻船体内部承重压力，同时，沉船内各舱室间相互关联成为有机的整体，发掘时要统一进行。”刘成基说，在进入船体内部发掘阶段后考古队采取了整体按区域下降的方式进行，也就是按照船舱为单位各自发掘、编号，从船体后部的7个舱室开始，在船货提取到相对水平位置后，再开始前部的舱室发掘，这样可以合理把握沉船的整体布局和相互关系。

 

    在对沉船发掘状态综合判断并做好保护方案后，再开展船体外部发掘，最终将沉船与沉箱分离。“目前，利用进水排水对水位进行控制，保持沉箱外水面与发掘面的合理高差，逐步降低水位，使遗址环境不发生剧烈变化，减少文物损毁，满足保护工作对湿度、温度的要求。”刘成基说。

 

    “船内考古发掘工作将于2016年底前基本结束，后续还将开展船外侧考古发掘、出土文物保护和展示等工作，相关工作成果进展将适时公布。”孙健告诉记者，“南海I号”见证了中国水下考古起步、发展成型的历史。“南海I号”整体打捞及水环境保存整条沉船的成功，室内保护发掘项目的顺利开展，标志着我国在水下文化遗产保护理念方法、技术上的重大突破和创新。

 

    已出土文物1.4万余件

 

    “南海I号”是一条满载货物的沉船，从我国东南沿海港口装货后，在前往南亚、西亚地区进行贸易活动的途中沉没于海底。根据考古发现，船内现存的货物以瓷器、铁器为主，钱币亦有相当数量，纸张、丝绸等有机货物已彻底分解。“船内发现了大量的戒指、手镯、项链等金制饰品，以及金页、玉件、漆器等个人携行物品，可见船内应搭载了一定数量的商人、旅客等。”刘成基说，截至1月5日，共出土文物1.4万余件（套）、标本2575件、凝结物55吨，其中瓷器1.3万余件（套）、金器151件（套）、银器124件（套）、铜器170件、铅锡器53件、铁器11件、竹器13件、木器46件、漆器28件、石器25件，铜钱约1.7万枚以及大量动植物标本等。

 

    在船货方面，船内各舱之间的船载货物品种具有一定的规律性，在部分舱室以及甲板面装载了大量铁条、铁锭、铁锅等金属加工半成品，并形成了体量巨大的凝结物。“瓷器主要是当时南方著名窑口的产品，大部分源自江西、福建和浙江三省，其中以江西景德镇青白瓷，福建德化窑白瓷、青白瓷，磁灶窑酱釉、绿釉瓷，闽南青釉瓷，浙江龙泉系青釉瓷为主，器形包括壶、瓶、罐、碗、盘等。金银铜锡和漆木器等发现也非常重要，金页、银铤上多有店铺名称等戳记，反映了南宋时期商品经济非常活跃并已延伸到了海外贸易的领域。”刘成基说。

 

    从已发现船载货物的时代分析，铜钱中最晚的为南宋宋高宗时期（1131年至1162年）的“绍兴元宝”款，金页和银铤铭文都与国内出土的南宋时期同类货币一致，瓷器中的景德镇窑青白釉婴戏纹碗与江西出土的南宋嘉泰元年（1201年）“青白釉婴戏水纹碗”相同，酱黑釉和绿釉器物大部分为福建晋江磁灶窑土尾庵、蜘蛛山等窑址的南宋晚期产品，据此推测该沉船年代应属南宋中晚期（13世纪中早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