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宫博物院收藏有一枚青铜“成周铃”（上图），铃体通高8.5厘米，宽6.5厘米，重0.164公斤；铃身铸有铭文四字：“成周王令（铃）”。该铃通体铜锈斑驳，古意盎然。作为故宫所藏铜器中的精品，它的独特之处有以下几点：

    一、铃身有铭文。铜铃出现的时间很早，出土数量较多。目前已知最早的铜铃出于山西襄汾陶寺遗址，属于龙山文化时期。二里头文化乃至商周的墓葬中，铜铃更为多见。但是，铃身有铭文的却极为稀少。目前已知的，除成周铃外，仅有商代晚期的亚疑铃。

    另外，器铭“成周王令（铃）”四字也透露出了重要信息。西周初期的一项重要国策就是营建成周（今洛阳）。周人立国于今陕西周原，向东征服了商人。而今河南山东一带，是商人传统的势力范围，因此周人亟须建立在东方的统治据点。古书记载，武王灭商后，夜不能寐，告诫周公要经营洛邑以巩固统治。武王崩后，召公、周公秉承武王遗志，营建了成周。成周铃从器型和铭文字体上判断，应该是西周早期器，作器之时应该正是成周草创之际，可以说它是西周王权的见证者。

    二、器型特殊。首先，成周铃的口缘平齐，而两周时期的铜铃多是弧口内凹。这种平口铃的形制似与商代铜铃更为接近。如1978年山西柳林高红商代墓葬出土的1件铜铃，以及1953年安阳大司空村所出土的11件铜铃，铃口都是平的。尤其后者的顶上也是半环形钮，与成周铃类似。

    其次，成周铃两面近顶处各有一穿孔，应是为了调音或装饰的需要而设计的。这类穿孔也见于柳林商墓铜铃上，只不过柳林铜铃的穿孔只有一个，且位于器身中部偏上。1976年陕西扶风庄白一号西周窖藏曾出土一组七件的编铃，其中一件近顶处也有穿孔，其年代约为西周中期。西周晚期以后的铜铃，有的铃身两面各有两个对称的细长形孔，很可能就是从这类穿孔发展而来的。

    另外，成周铃的铃舌为环形，而铜铃的铃舌多是管状、扁平或棰状的。管状铃舌可以追溯到二里头文化时期，扁平状铃舌则见于商代晚期的墓葬中，西周时期的铃舌多作棰形，底端较粗，顶端为环钮。成周铃的环形铃舌十分罕见。

    目前已知的成周铃有两件，另一件在台北故宫博物院。其形制与故宫成周铃相似。通高9.9厘米，口横6.6厘米。近顶处亦有孔。铃身有阴文铭文四字：“王成周令（铃）”。这件铃原藏于容庚先生，民国时期入藏故宫博物院，解放前被运往台湾。

    两件铜铃相比较，有以下两点值得注意：

    一、故宫铃的铭文为凸起的阳文，行款为从上至下，从右至左，读为“成周王令（铃）”；台北铃的铭文为凹下的阴文，行款为从上至下，从左至右，读为“王成周令（铃）”。

    二、若将两铃的铭文拓片水平翻转，则可见两篇铭文的字体结构乃至笔势都很相似。

    可见，两铃的关系十分密切，很可能是同时铸造的。那么，这两件铜铃的用途是什么呢？

    西周晚期墓葬中曾出土成组的铜铃，一般认为是作乐器用的编铃。两件成周铃会不会属于同一组编铃呢？实际上，编铃作为陈设的乐器，其装饰性特点十分突出。如扶风庄白一号窖藏出土的编铃，体表就装饰着刻划细腻的兽面纹。两件成周铃没有花纹，且铭文风格粗犷。所以，两件成周铃作为编铃的可能性不大。

    除成组的编铃外，晚商至西周的铜铃还可单独用作乐器，又可用作佩饰、狗铃或车马铃。但这几种用途的铜铃在形制上没有明显的区别。在商代晚期的墓葬中，相同形制的铜铃或在狗骨附近出土，或出于车马坑中，或在墓室中与铜铙等乐器放置在一起。西周时期的墓葬中，类似的铜铃或与车马器一同出土，或出在墓棺之内，有的还带有丝织品痕迹，显然被用作饰品。因此，根据形制很难判断成周铃的具体用途。

    从文献上看，周人非常重视铜铃等响器的装饰作用。《左传·桓公二年》曰：“钖鸾和铃，昭其声也。”意为君主需要通过声音的和谐，昭示自己的美德。“钖鸾和铃”是用在车马上的四种响器，其中“鸾、和、铃”皆属于铃类。《诗经·周颂》中的《载见》篇有“和铃央央”，形容诸侯朝见君主时，车马雍容，铃音有度。《诗经·齐风》又有《卢令》篇，首句言“卢令令，其人美且仁”，通过描写猎犬所佩项圈发出的“令令”之声，衬托出田猎之人的德容之美。有意思的是，《卢令》篇提到了猎犬所佩的两种项圈，一为“重环”，也就是子母环（一大贯一小环），二为“重鋂”，解释为一大环贯两小环。成周铃的铃舌也是环形的，贯在顶内的小钮上。应该也是借鉴了“重环”的形制。

    所以，虽无法确定具体用途，但成周铃必然是周初礼乐制度的孑遗。其铭文雄浑的笔势，器身质朴的设计，让我们得以一窥周人的开国气象，可谓弥足珍贵。

    （作者单位：故宫博物院器物部金石）陈鹏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