兵车行 贺远征绘


 

特邀嘉宾 国防大学军队建设与军队政治工作教研部主任 李升泉 少将

    所谓文明，其实就是人之所以为人的那些东西。那么军事文明，其实就是对军事行动中野性行为的一种规范和约束。比如从虐杀俘虏到不杀俘虏再到宽待俘虏，从攻城掠地，玉石俱焚到不伤及无辜等等。同其他文明一样，中国文化中有着非常丰富的军事文明。

    我军事文明的内核

    中国的历史在某种程度上说，就是一部战争史。当然，这不是说中华民族是一个好战的民族，而是有着多方面的原因。首先，中国有着追求统一的历史传统。两千多年，历经无数的分裂和动乱，但终归要统一。所谓“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分，分于战争；合，也合于战争。其次，中国的地理位置，一面临海，三面高山峻岭和大漠，地势局促。由于农业生产力水平的低下，人口繁衍到一定程度，社会财富和土地集中到一定程度，民众便不能维持生存，只有起来造反，用武力来实现财富和土地的重新分配。再次，封建社会的皇权统治和与此相伴随的地主贵族专制，阻止了社会精英改变地位的渠道和机会，只有改朝换代才能实现他们的政治抱负。这几种因素相结合，于是便出现中国所特有的战争文化或者说军事文明。我们可以看到，中华文明中政治经济等著述相对较少，但兵书很多；中华民族在人类历史上的发明创造并不多，但军事谋略学却非常丰富，并且与宫廷阴谋、官场斗争相交织，至今为人们所津津乐道；中国历史上真正伟大的政治家思想家寥若晨星，但军事家却相对较多；还有一个现象，就是大政治家也大多同时是军事家。这样一种情况造成的结果是，大部分情况下战争成为了解决问题的选择和最后手段，中华民族经受了深重的战争灾难。宋人张养浩在一首《山坡羊·潼关怀古》里写道：“宫阙万间都做了土。兴，百姓苦；亡，百姓苦。”

    中国真正的大军事家，都是胸怀大爱，而非斩首万级以博取名位之辈。据说，刘伯承元帅在每次战争发起前都彻夜难眠，叹息道，不知又会有多少孤儿寡母啊！这是战争中的人性光辉。因此，在充满权谋和诡诈的中国战争史上，军事家们提出以道胜，止戈为武；以势胜，不战而屈人之兵等重要思想。“谋道取势而不以战胜”，这是我们民族文明和智慧的体现，是我国军事文明的本质内核。

    立足这些变化来思考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社会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和人类文明的进步，今天的世界，政治斗争形式、利益获得的方式、战争的形态和样式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新型军事文明建设，也应立足这些变化来思考。这些发展变化，有哪些具体表现呢？第一、战争与政治的关系更加密不可分，战争可以是政治的继续，也可能是政治的先导，或者本身就是政治。第二、人在战争中的作用更加复杂，人的决定因素不仅体现在战争中，更多的是体现在战争的现场之外。军人和非军人的界限将更加缩小，军民融合将在更高层次更深远的意义上实现。第三、军事战略与军事战术的界限更加模糊，军事战略与军事谋略正在逐渐融为一体，无论战略还是谋略，都必须是国家层面才有意义，个别军事指挥人员的所谓谋略已变得不那么重要。第四、国家疆域的内涵正在发生改变，土地的内涵已不是现代国家疆域的唯一表达，利益疆域成为国家疆域的一部分，战争对国家疆域的保护也有着新的要求。第五、军人战斗精神的培育和养成，已不能单凭正义的激励或物质的刺激，必须赋予军人所从事的战争以崇高的意义。第六、世界历史上，国际格局的变化总是用战争来完成，这种状况正在改变，以和平和发展的方式实现国际格局的不断调整，正在变为现实，这将是人类的最大福音。因为在经济全球化的情况下，许多过去需要战争解决的问题、达成的妥协，现在是可以通过经济等综合的手段来完成的。第七、现代战争可以做到的精确打击，改变了传统战争主要以杀伤有生力量来削弱敌方，以达成战争目的的情况。第八、一个国家经济力量和科学技术的发展，不仅是军事力量建设的条件和后盾，越来越多本身就是军事力量建设。因此国家的发展战略与国家的军事战略的一致性更加突出。

    大眼界与大谋划

    从新的时代条件战争样式的新变化新发展中，我们可以看出3个特点：一是当今时代的军事或战争，对国家实力的依赖已经非常高，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等同于军事实力。二是由于军事和战争越来越昂贵，胜负越来越取决于国家的整体实力。所以，对世界上绝大多数中小国家来说，新军事革命和现代战争是一件消费不起的奢侈品。真正意义上的战争，已不大可能在实力悬殊的大国与小国之间出现。三是战争的实现目的，今天已经可以有多种手段去实现，大国之间的战争实际上已经变化为一种态势的营造，一种道义的争取，一种威势的形成。这样一来，就与中国传统军事智慧的“以势取”“以道胜”的思想高度契合。

    中国传统军事智慧讲究的“谋道用术”“设势造局”“取经衡权”。实际上就是两个层面的东西，一个是道义层面、规律层面、战略层面，就是“道”、是“势”、是“经”；另一个是具体层面、操作层面、战术层面，就是“术”、是“局”、是“权”。道在中国文化中，是一个莫测高深的词汇，是哲学层面的智慧，是中国智慧的顶端。所谓谋道取势，就是在对事物主要矛盾正确认识、对发展趋势准确把握的基础上，促使朝着有利于我的方向发展。而术，则是解决具体问题的具体方法。道和术的关系，是主和从、本和末、决定和被决定的关系。我们可能把每一件与外国的军事关系都处理得不错，我们可能没有丢失一寸土地，我们可能在每一次争端中都占据着上风，但没有道的支撑和依恃，偏离了势，可能某一天会猛然发现，我们不知不觉间已经处于一个很不利的位置和态势。我们天天在交朋友，可能有事时却发现真正的朋友不多；我们在尽力处理每一次争端，可能有一天却发现事情正在变得复杂。这里的原因就在于，缺乏一个“道”字。如果没有大眼界，就不会有大谋划；如果缺乏明确的大目标、大思路，就不会有大战略、大格局，也就谈不上经略之道、经营之术。军事文明是为国家大局服务的。建设现代军事文明，既要研究“术”的运用，更要在“谋道取势”上下功夫。比如，我们的军队发展、武器装备研发、战场建设、国防动员等等，是站在我国作为一个世界大国应谋之“道”、应取之“势”上来思考谋划，还是在一件一件具体问题的应对上来设计决策，这区别是很大的，结果也会根本不同。（原标题：谋道取势赢天下——从刘伯承元帅的一声叹息说开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