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与抱娃难以两全，这个问题由来已久。人民公社时期，魏屯村的社员们一度为这个问题感到苦恼，不过他们很快就找到了解决问题的办法。

    20世纪五六十年代，妇女解放运动掀起新高潮，解放的标志之一便是妇女可以像男人一样干粗活、重活，像男人一样挣工分。工分可以换粮食，在食品匮乏的年代，粮食的意义大于一切。

    据魏屯村村史记载，为了“解放妇女生产力”，生产大队挑了一些志愿者，成立了“抱娃娃组”，专门帮社员们照顾幼儿。此外，大队还建立了托儿所，实行集体供给制，娃娃们一律免费入托，吃喝由大队食堂免费供应。当娃娃的爸妈在地里挥汗如雨的时候，看娃的社员就领着娃娃唱歌：“爸爸、妈妈去耕田，把我送到托儿所。拍拍手，唱唱歌，你说快乐不快乐……”

    那个时代的人尽管缺衣少食，却都有一种单纯的信仰：咱的娃就是人民公社的娃。大伙儿都在一个锅里吃饭了，还怕啥？不怕受穷——穷也是大伙儿一起穷；不怕失业——干活好坏都一样记工分，无所畏惧，于是无比快乐。

    当时，魏屯村托儿所的保育员，都是热爱幼儿教育事业且“觉悟高”的妇女。她们带一天孩子可以记8个工分。文化大革命时期，社员们学习毛主席语录，保育员就给孩子们讲阶级斗争故事，因为“阶级斗争要从娃娃抓起”。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大锅饭时代结束了，各家各户分到了责任田，女人可以选择下地干活，也可以选择在家抱娃。托儿所解散了，取而代之的是育红班。两者不同的是：托儿所的建立是为了“解放妇女生产力”，年龄多小的娃公社都管；办育红班则是为了解决幼儿的教育问题，只招收５岁至６岁的孩子入班。

    魏屯村村民如今搬进了龙富小区及龙祥小区，村居时代亦宣告完结。过去相熟的邻居或许还可以帮忙带带孩子，如今住进了单元房，换了新邻居，关门闭户防小偷，也疏远了邻居。

    自个儿的娃，真的只能自个儿想办法带了。

    有了自主选择权，便要克服选择恐惧症：想多挣钱，就要撂下娃娃去上班；想给孩子更多的爱，就得辞职在家看孩子。

    鱼与熊掌难以兼得，不过托新时代的福，好赖都不会饿肚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