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所在的位置是:印象河南网 >> 洛阳 >> 名人名家 >> 书画鉴赏与收藏 >> 浏览洛阳

“二程”程颢、程颐的民本观和节俭观

2014/12/8 14:41:56 点击数: 【字体:

     作为程朱理学的创立者,程颢、程颐的历史地位与理学的浮沉紧密相连。自理学从正统意识形态的高位跌落下来,成为守旧、落后的代名词,程颢、程颐的地位一落千丈,进而他们的理论也让人避之唯恐不及。殊不知,存在即是合理,他们所提出的一些价值理念,他们所倡导的一些道德规范,对于我们今天“以文化人、以文育人”仍是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兹仅举两例:
   
     其一,视民如伤。即看待人民就像看待自己身上的伤痛一样,古时候用来形容在位者极其体恤民众疾苦。古代臣子给皇帝上奏折常说“仰见皇上爱民如子,视民如伤之至意”。《左传·哀公元年》有云:“臣闻国之兴也,视民如伤,是其福也;其亡也,以民为土芥,是其祸也。”可见,关不关心百姓疾苦是决定国家的兴衰成败关键因素。正因如此,儒家把重民思想纳入到关于“仁”的学说当中。如孟子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是故得乎丘民而为天子。”又说,“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所说的都是今天我们耳熟能详的“民贵君轻”“得民心者得天下”的道理。程颢程颐两兄弟继承和发扬先秦以来的重民思想,形成了具有二程特色的重民学说和重民实践。
 
   我们常说,“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虽然二程兄弟没有也不可能提出这种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但并不妨碍他们肯定人民群众在社会发展进步上的重要作用。如程颢在《论十事札子》中说:“古者四民各有常职,而农者十居八九,故衣食易给,而民无所困苦。”这里的“四民”跟上古“士、农、工、商”的分类有所不同,而是指农、工、兵、士,没有包括商人。在程颢看来,正是农、工、兵、士各司其职,特别是在占绝大多数的农民的艰辛劳作,才为社会提供了衣食之便。程颐也看到了农、工、兵的作用,他说:“今农夫祁寒暑雨,深耕易耨,播种五谷,吾得而食之。今百工技艺作为器用,吾得而用之。甲胄之士披坚执锐以守土宇,吾得而安之。”这就是说,因为有了农、工、兵,才使我们有粮食吃,有衣服穿,有器具之用,有当兵的守卫疆土,我们过上了安稳的日子。如果没有农、工、兵的作用,就不会有安定的生活,国家也会因陷入混乱而灭亡。所以,只有得到广大庶民的支持,才能够“保民而王”。
 
   那么,怎样才能得到广大庶民的支持呢?二程根据孟子“得其心,斯得民矣”的说法,提出了“三为本”的办法,即“以顺民心为本,以厚民生为本,安而不扰为本”。具体来说:
 
   第一,以顺民心为本。“君子之道,其说于民,如天地之施,感其心而说服无斁。故以之先民,则民心说随而忘其劳,率之以犯难,则民心说服于义而不恤其死。说道之大,民莫不知劝。劝谓信之,而勉力顺从。人君之道,以人心说服为本,故圣人赞其大。”使人民心悦诚服往往比武力压服更能激发蕴藏于民众之中的伟力。只要赢得人民真心的信赖,他们就会不辞辛劳地生产、不怕牺牲地战斗,自发、自觉地为国家贡献力量。在二程看来,这是为政之道的根本所在。
 
   第二,以厚民生为本。程颢说,厚民生就要“‘因民所利而利之’,若耕稼陶渔,皆因顺其利而道之”。一切要以老百姓的利益为旨归,因民所利而引导,如种庄稼、陶瓷和打渔等这些对民生有利的事,都要去做。
 
   第三,安而不扰为本。所谓不扰,就是要给百姓一个安居乐业的生活环境,而不是以行政的力量过多地干扰老百姓正常地生产、生活。否则就有可能激起民众的反弹,也就是封建社会所说的“民变”,造成社会不稳定。
 
   二程的重民保民思想不只是“灰色的理论”,也是他们为政一方的自觉实践。如程颢在上元(今江苏南京市)、晋城(今山西晋城市)、扶沟(今河南扶沟县)等地当过县令。每到一地就职,他都会在大堂之上写下“视民如伤”四个大字,并常以“愧此四字”自省。这是一种“君子检身,常若有过”的态度。在扶沟知县任上,程颢看到扶沟地势低洼,旱涝不均,给当地群众生产生活带来很大的困难,于是规划设计,开挖沟渠进行治理。并说:“因为扶沟之地尽是沟渠,要想治理好,没有数年时间不能成功。我做规划开始治理河渠的工程,是要让后来的人知道这件事的好处,才能把治理水害的工作进行下去。作为县令,其职责必须使境内的百姓遇到凶年饥岁免于死亡,饱食逸居有礼仪之训。”像这样的事情,程颢做了许多,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他得到了治下老百姓的衷心爱戴。
 
   二程这种“视民如伤”的思想和情怀,不仅在古代有其历史意义,就是今天也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首先,“顺民心”与我们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有共通之处,都是要把人民群众放在治国理政的核心位置。我们提出“为民务实清廉”的总要求,开展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都是重民爱民思想的体现,这是主流。然而,也有少数党员干部做着与“人民公仆”背道而驰的事情。他们不是时刻把群众的疾苦放在心上,而是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甚至是颐指气使、侵害群众利益。这不仅是党和政府的形象问题,更是事关“载舟覆舟”的政治问题。封建时代尚且“视民如伤”,我们今天岂不更应反躬自省?
 
   其次,“厚民生”与我们代表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有共通之处,都是要把为人民群众谋福利作为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利益问题直接关系民心向背。一个国家,人民的利益有了保障,也就有了实现长治久安的关键条件。正如《管子·治国篇》所说:“治国常富,而乱国常贫,善为国者必先富民,然后治之。”当然,不同的历史时期,人民对于利益的关注点不同。在古代,受制于落后的生产力,温饱是绝大多数人民最关心的问题,所以古代的统治者对于“雨雪粮价”就有着特殊的敏感。有学者总结说古代朝廷的职能主要有两个,一是收税,二是救灾,这是有道理的,它的基本出发点就是保障人民群众的吃饭问题。今天的情况大不相同,就是新中国成立后的两个“三十年”也有不同。如果说,在新中国成立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主要是温饱问题,那么现在人民的利益诉求更加多元、更加复杂。这就需要我们与时俱进,去关注、去探求各种利益诉求,逐步解决人民群众普遍关心的住房、医疗、社保、食品安全、生态环境等已经存在的以及随着时代发展将来可能出现的问题。只有把民生搞好了,人民才会有盼头,才会继续跟我们走。
 
   最后,“安而不扰”可以为我们进一步做好“简政放权”提供思路。过去我们常说要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我看还有“政府”和“人民”两个积极性。适当的监管是必要的,但很多事情可以相信人民群众的智慧和创造,把权力下放,而不是统得过死。像有些行政审批,就可以尽量简化,激发人民群众的创造活力。有些工作指导,白白增加基层的负担,也可以尽量减少。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曾经几次下令官员无故不得下乡,违者处斩,就是不希望官员过多“扰民”,其中的政治智慧值得我们借鉴。
 
   其二,节俭为要。俭,德之共也;侈,恶之大也。程颢对此深以为然,他说:“古者冠婚丧祭,车服器用,等差分别,莫敢踰僭,故财用易给,而民有恒心。今礼制未修,奢靡相尚,卿大夫之家莫能中礼,而商贩之类或踰王公,礼制不足以检饬人情,名数不足以旌别贵贱,既无定分,则奸诈攘夺,人人求厌其欲而后已,岂有止息者哉?此争乱之道也。”程他之所以这般痛心疾首,可以从两个角度来理解。一方面是不能容忍卿大夫乃至贩夫走卒僭越礼制的奢侈消费行为;另一方面是看到了奢靡之风对政治和社会的负作用。正如司马光所总结的:“侈则多欲。君子多欲则贪慕富贵,枉道速祸;小人多欲则多求妄用,败家丧身;是以居官必贿,居乡必盗。”
 
   当然,程颢这番言论并非空泛之论,相反,有着极强的针对性。如果给北宋贴标签,相信崇尚奢华的风气必居其一。这种风气大体上在北宋立国之初就成形了,这也是宋代区别于其他朝代的一个特点。事情起于建隆二年(公元961年)七月,宋太祖赵匡胤导演了一出戏,戏中的主角们如石守信、高怀德、王审琦等人惶惶不安,纷纷接受赵匡胤“多积金宝,广置良田美宅,歌儿舞女”的“建议”,以表示自己没有“黄袍加身”的野心。这就是宋初历史经典剧目——“杯酒释兵权”,其实质是用“合法的”腐败特权购买功勋故旧手中的政治力量,在事实上助长了权贵奢靡生活,催生了社会奢侈之风,从这个角度看,它并无可称道之处。
 
   随着北宋社会经济的发展,特别是商品经济高度发达,奢靡之风在全社会蔓延开来。商品经济发达是宋代区别于其他朝代的又一特点。工商业者发展成为同达官显贵一样有能力进行奢侈消费的主力军。有了他们的“示范引导”作用,自天子至于庶人莫不沉浸在尚奢的亢奋和狂欢中。
 
   比如,厚葬。生养死葬,人生大事。有信奉生前风光,死后富贵的,往往以厚葬为通往天国铺路,如著名的骊山陵墓;有信奉生前繁华富贵,死后白骨一堆的,往往薄葬,不封不树,如曹操、曹丕父子。北宋帝王丧葬以前者居多。嘉佑八年(公元1063年),仁宗赵祯驾崩,英宗赵曙即位,照例要给大行皇帝风光大葬。这才有了程颐《为家君应诏上英宗皇帝书》:“伏望陛下损抑至情,深为远虑,承奉遗诏,严饬有司,凡百规模,尽依魏文之制,明器所须,皆以瓦木为之,金银铜铁珍宝奇异之物不得入圹,然后昭示遐迩,刊之金石,如是则陛下之孝显于无穷,陛下之明高于旷古。”劝谏宋英宗学习魏文帝,实行薄葬。
 
   比如,“舌尖上的浪费”。司马光《训俭示康》即是明证:“近岁风俗尤为侈靡,走卒类士服,农夫蹑丝履。吾记天圣中,先公为群牧判官,客至未尝不置酒,或三行、五行,多不过七行。酒酤于市,果止于梨、栗、枣、柿之类;肴止于脯、醢、菜羹,器用瓷、漆。当时士大夫家皆然,人不相非也。会数而礼勤,物薄而情厚。近日士大夫家,酒非内法,果、肴非远方珍异,食非多品,器皿非满案,不敢会宾友,常量月营聚,然后敢发书。苟或不然,人争非之,以为鄙吝。故不随俗靡者,盖鲜矣。”
 
   应该说,北宋皇帝并非对奢靡之风盛行的现状和危害缺乏认识,相反,他们也作了不少刹住这股歪风的努力。比如,宋仁宗。有一次仁宗举办宴会,发现“有新蟹一品”,每枚“直一千”,一只螃蟹价值1000钱,惊得连连感慨,舍不得下筷子。对于民间开始出现的豪宅建设潮,他还专门下诏予以制止,规定“非品官毋得起门屋,非宫室、寺观毋得彩绘栋宇及朱黝漆梁柱窗牖、雕镂柱础”。其他皇帝也出台了不少对宫廷奢侈消费以及民间奢侈消费的禁令。
 
   遗憾的是,这些努力并没有收到成效,奢靡之风反倒愈演愈烈,直到徽宗朝登峰造极。宋徽宗既是皇帝,也是雅士,自然对高雅的生活品质有着特殊的追求,因而也就特别舍得花钱。他甚至专门成立国家机构代办奢侈消费品,一个叫苏杭造作局,另一个叫苏杭应奉局,造作局归太监童贯管理,应奉局归“六贼”之一朱勔统率。苏杭应奉局负责搜罗东南各地奇花异石、名木佳果,就是人所共知的“花石纲”,凑足一拨便通过大船运往京城,那场面相当浩大,号称“舳舻相衔于淮、汴”,比春秋齐国大街上摩肩接踵的场面强不知几倍。
 
   上有所好,下必甚焉,这是亘古不变的道理。徽宗以下,自然不乏奢靡之人。如,担任过宰相的王黼。据《三朝北盟会编》记载,王大人家里“堂阁张设,宝玩山石,侔似宫禁”,无论是房屋还是园林,都堪比皇宫内院。宋徽宗听说之后都赶来参观,转了一圈之后连连感叹:“此不快活耶!”如,著名的权臣、奸臣蔡京。蔡京有一处“在都城之东,周围数十里”,从面积上看,不啻一座庄园。里面最具特色的是一座高楼,名为六鹤堂,“高四丈九尺,人行其下,望之如蚁”。蔡京的奢侈糜烂也是声名远播。罗大经《鹤林玉露》中有个故事就可见一斑:有人在京城(汴梁,今开封)买了一个女人做妾,这女人自称是蔡京家的厨娘。一天,主人让她做包子,她推辞说不会。主人质问她,既然做过蔡太师家厨娘,岂有不会做包子之理。这女人回答说:“我是包子厨房里专门切细葱丝的人。”蔡京以下,自然也不乏奢靡之人。如,梁世杰。梁世杰是蔡京的女婿,为给蔡京贺寿,他花了十万贯钱收买金珠宝贝,这就是《水浒传》里被吴用等人劫了去的“生辰纲”。如此一级推一级,整个国家都陷入奢靡腐败的癫狂中,政权基础因而腐烂、动摇了,历史很快就走到了“靖康之耻”,偌大的宋朝成了偏安一隅的小朝廷。
 
   宋朝代表了我国古代商品发展的最高水平,有着令人惊叹的国内生产总值,然而它初称臣于辽,继而称臣于金,最后被元所亡,如此身世,不免让人掩卷叹息。个中缘由,固然与石敬瑭献幽云十六州令中原政权丧失地利有关,与宋王朝“强干弱枝”“守内虚外”的治国理念有关,而与奢靡之风盛行恐怕也有莫大的干系。这应是我们读史的基本结论和镜鉴。还是李商隐《咏史》诗中的那句话:“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败由奢”。而节俭,正是程颢程颐所极力提倡的,也是我们今天所面临的一大课题。作者:许海清 徐少春

责任编辑:C009文章来源:新华网(2014-09-16)
0
下一条:没有了上一条:范仲淹与宋代新儒学
相关信息 没有记录!
精彩展示 没有记录!
评论区
友情链接 商都网 中国网河南频道 印象河南网 新华网河南频道 河南豫剧网 河南省书画网 中国越调网 中国古曲网 博雅特产网 福客网 中国戏剧网 中国土特产网 河南自驾旅游网 中华姓氏网 中国旅游网 中国传统文化艺术网 族谱录 文化遗产网 梨园网 河洛大鼓网 剪纸皮影网 中国国家艺术网 庆阳民俗文化商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