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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阳城佛缘广结白马寺佛灯长传

2013/5/30 14:20:57 点击数: 【字体:


    弘扬佛法“烈火见真经” 

    河洛大地上的“中国第一古刹”,穿越了近2000年的历史风雨。白马寺的兴衰变迁,是中国佛教历史的一面镜子。 

    佛教传入中原后,在东汉皇室的支持下,影响越来越大,并从京都洛阳向周边传播。但是,在走过了120多个春秋之后,白马寺却毁于东汉末年的兵火战乱之中。 

    曹魏王朝在洛阳定都后,曾对佛教明令禁止,佛教的发展受到抑制。直到魏明帝曹睿又即位后,他才废除禁令,而他自己也开始信奉佛教。 

    据说魏明帝最初并不信佛,他还准备拆除洛阳宫城西面的一座佛塔。一名胡僧闻讯前来劝阻。胡僧以金盆盛水置于殿前,将佛舍利投入水中,盆中顿时光芒四射。魏明帝这才相信佛教的威力,开始修葺并兴建以白马寺为首的一大批寺院。西晋代魏后,白马寺仍为众寺之首,洛阳同样仍是佛教传播的中心,并吸引了不少印度和西域的僧人前来弘扬佛法。 

    支谦是其中的一个代表。他祖籍大月氏,从小在洛阳长大,翻译了大量经文。东汉末年,他为避战乱南渡前往东吴。当时已近寒冬,他离开洛阳时,随身带了一条被子。有个人与他同行,什么也没带。夜里天寒地冻,那人冻得浑身发抖,支谦大发慈悲之心,请那人与他同被而眠。没料到,那人趁支谦熟睡之机,把被子抢跑了,支谦只好冻了半夜。天亮之后,同伴们才知道这件事,就劝他告发那个忘恩负义的家伙。支谦却说:“我如果告发他,他肯定要被判抢劫罪。难道因为一条被子,就去杀一个人吗?”众人都对他的高尚德行钦佩不已。 

    嘉平年间,印度僧人昙柯迦罗来到洛阳。为了使出家僧人履行受戒程序,他在白马寺设立戒坛,并同西域来的僧人一起担任戒师,为出家僧人受戒,在中国首创受戒度僧制度。曹魏人朱士行,成为实行受戒度僧制度后受戒的第一人。从此,佛教在华夏的传播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朱士行出家后,以弘扬佛法为己任。当时洛阳流行的佛教译本中,最著名的是《道行般若经》,但因为译者水平所限,译本与原本相比存在相当大的缺憾。曹魏甘露五年(公元260年),朱士行和几名僧人一起,不远万里,西行到了于阗(今新疆和田),得到了梵本《道行般若经》,并夜以继日地抄写,准备抄完后送回洛阳。谁知于阗国王听信谗言,下诏禁止任何僧人携经出境。 

    朱士行非常愤怒,于是就有了一场“烈火见真经”的考验。这一天,于阗国王的宫殿前堆了一大堆木柴,朱士行恭恭敬敬地捧着要带回国的佛教经典。点火后,他发誓:“若大法应该流传汉地,经入火而不燃;若经书被焚,那是天意如此啊!”当经书被投入熊熊烈火后,火焰随即熄灭,经书却丝毫无损。国王不由心生敬畏,便撤销禁令。当朱士行的弟子弗如檀将佛经送到洛阳白马寺时,已是23年后的西晋太康三年(公元282年)。 

    晋代的“八王之乱”和“永嘉之乱”,历时20余年,使白马寺再次遭到严重破坏。北魏时期,孝文帝元宏、宣武帝元恪、孝明帝元诩及元诩之母胡太后等都信奉佛教。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当时的贵族、公卿等纷纷“竭财以赴僧,破财以趋佛”,河洛大地佛寺达1367所,洛阳号称“佛国”,白马寺也进入空前兴盛时期。有趣的是,白马寺佛塔前种植的石榴树和葡萄,枝叶茂盛,果实硕大,其中石榴一个重达7斤,葡萄粒比枣还大,“味并殊美,冠于中京”。每年果实成熟时节,皇帝常派人摘取赐予宫人,他们也相互转送亲友。凡得到者,都当成难得的美味。当时流传的“白马甜榴,一实值牛”等谚语,就是这一情形的真实写照。 

    盛世寺院“跑马关山门” 

    隋唐时期,中国佛教进入鼎盛时期,白马寺迎来了空前的繁荣。 

    隋文帝杨坚曾多次诏令天下“任听出家”。隋炀帝杨广曾在洛阳设无遮大会,度男女120人为僧尼。唐太宗李世民统一中国后,诏令在“交兵之处”建立寺庙,并大力资助玄奘翻译佛经。武则天统治时期,佛教和政治紧密结合,洛阳呈现空前的宗教热潮。垂拱元年(公元685年),武则天令薛怀义重修白马寺,使其达到了空前的规模。 

    武则天与薛怀义的故事,已经被演绎出多个版本。其实,薛怀义原是洛阳街头的市井无赖,但他生得一表人才,被推荐给武则天后,武则天对他十分宠爱。为了掩人耳目,武则天就让薛怀义出家为僧,取法名怀义。为了使他“出身名门”,武则天命他改姓薛,摇身一变成了武则天的爱女太平公主的驸马薛绍的本家。从此,薛怀义既为僧人,又“出身名门”,随意出入皇宫,充当武则天的男宠。 

    在武则天的支持下,薛怀义征调民夫匠师,大兴土木,广修殿亭台阁,“中国第一古刹”成为空前壮观的大寺院。当时的白马寺规模宏大,寺内僧人3000余名。山门距洛河不远,而僧舍与山门相距遥远,故有“跑马关山门”之说。寺门前有高大的石牌坊,寺周围有河流环绕,寺内殿阁辉煌,殿堂周围有回廊环护,多处偏院栽植梅、兰、竹、菊、杨、柳、梧桐等。 

    尽管与薛怀义的“绯闻”一直被传得沸沸扬扬,但武则天还是很有“佛缘”的。当时的名僧神秀,是禅宗北派首领,武则天对他非常敬重,特意请他到洛阳,与他并肩上殿,甚至对他跪拜行礼。在女皇的影响下,洛阳人也都成了“追星族”,争相礼谒神秀,拜求佛道。武则天听说佛教有一部《华严经》,就派人到于阗取其梵文版本,亲自组织经书的翻译工作。历时4年,80多卷的《华严经》才翻译完毕,武则天亲自为该经作序。在她的倡导下,以该经为主旨的佛教宗派华严宗,于武周时期在洛阳形成。 

    在唐代,佛、道两教之间多次发生激烈的斗争。武则天曾下令烧毁道教的《化胡经》。神龙元年(公元705年),唐中宗李显诏令僧、道鉴定《化胡经》的真伪,不久又敕令废除《化胡经》,并刻石于白马寺。白马寺以其特殊的地位,在佛、道斗争中发挥了其他寺院不可企及的作用。也许正是这些真实的历史事件,才衍生出关于“焚经台”的传说吧! 

    魏晋时期,寺院的经济力量还很薄弱,南北朝后开始形成相对独立的寺院经济。唐朝时各寺院都有自己的产业,并有了雄厚的经济基础。由于佛教势力增强,严重影响了唐王朝的赋税收入和兵力、劳动力的来源,佛教和最高统治者之间产生了冲突。会昌五年(公元845年),唐武宗李炎下令毁寺逐僧,这就是“会昌法难”。据统计,在这次劫难中,共毁寺4600余所,还俗僧尼26万余名,给佛教文化的发展带来不利影响,从此,中国佛教便由鼎盛转走下坡路了。 

    战乱之中佛家难享清静 

    宋王朝对佛教的尊崇,使白马寺又迎来了新的繁荣时期。 

    宋太宗赵光义曾亲自撰写《新译三藏圣教序》,可见他对佛教的尊崇。淳化年间(公元990年至994年),天下大旱,宋太宗派人到白马寺,向两位印度高僧下拜,祈求天降甘霖。淳化三年(公元992年),宋太宗敕令修葺白马寺,并敕令翰林学士苏易简撰《重修西京白马寺记》。宋代佛寺盛行“伽蓝七堂”制度,即包括佛堂、法堂、僧堂、库房、山门、西净、浴堂等,当时白马寺内有1000多名僧人,规模还是相当大的。 

    宋钦宗(赵桓)统治的靖康年间(公元1126年至1127年),白马寺遭到金人的劫掠焚烧。140多年后,元世祖忽必烈才又下令大力兴建白马寺。重建工程历时24年,其财源为河内、修武等6县的官田之租。 

    明朝洪武二十三年(公元1390年),曾经做过和尚的明太祖朱元璋,敕令修葺遭受战争破坏的白马寺。嘉靖三十四年春(公元1555年)至第二年冬,时为朝廷司礼监掌印太监并总督东厂之职的黄锦,又一次大规模整修白马寺。此次重修,大体上奠定了今日寺院的规模和布局,在白马寺沿革史上意义重大。 

    明朝末年,洛阳再次遭遇战乱,白马寺也难逃劫难,损毁非常严重。清康熙年间,如琇和尚在洛阳知县高镐的支持下,多方筹措经费,花费数年时间,终于重修了大殿、山门、配殿等,使白马寺面貌焕然一新。可是,到清末民初,白马寺又变得破败不堪,多亏人们捐资重修,才使白马寺中的建筑得以保存下来。 

    战火纷飞的年代,白马寺难享佛家清静。1924年,红枪会一部和某军阀部队二师发生激战,红枪会进驻白马寺清凉台后,二师士兵火烧白马寺,给“中国第一古刹”造成了极大的破坏。1927年前后,冯玉祥部进驻洛阳,曾到白马寺拆毁大殿佛像,后因殿檐塌毁砸伤了人,他们以为是佛祖惩罚,这才住手。 

    1929年,王法森、王春生将洛阳县平乐区区部设在清凉台,既维护了社会治安,也使白马寺免遭人为破坏。可是时间不长,他们遭到洛河南岸土匪的袭击,王春生被打死,区部人员四散而逃,白马寺便日渐破败。此后数年间,白马寺殿宇残破,供桌尘封,香火稀微,杂草丛生。 

    1932年2月,民国政府迁都洛阳,以为行都。当时白马寺荒凉破败,无一僧人,只有几户百姓居于其中。后在德浩法师的努力下,争取民国政府拨款7000元,又设法募捐3000多元,将住户劝走,开始重新修建白马寺。后因抗日战争爆发,修建工程半途而废。 

    新中国成立后,政府多次拨款修葺白马寺。“文化大革命”中,白马寺也遭到破坏,但1972年开始全面修复,前后持续10年时间,使白马寺焕发新颜。从此,白马寺迎来了新的大发展时期! 


责任编辑:C006文章来源:洛阳晚报 2005-08-09 作者:刘保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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