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种哲学与智慧，它们包括中国文化与中国精神，都离不开“技术操作”。

　　当然，这种技术层面上的操作，与古哲先贤的思考，是有互动作用的。甚至不是没有谁先谁后的问题，而是人与自然的一种耦合。

　　只有耦合，才能通向圆融与中和。这就是“和如羹焉……君臣亦然”与“治大国如烹小鲜”；这就是五味调和、五音俱全与万事圆融。

　　五味不能只有一咸，五音不能只有一宫，陶器不能只有一黄，还要青、白、赤、黑，五色俱全。

　　但是，从技术层面上讲，制陶当初，就将赤、青、黄、白、黑五色“绞”在一个陶胎上，就是能“绞”，但过火之开裂问题，也是不能从技术上予以解决的。

　　也就是说，在同一陶器上，五色和谐存在，是当初的烧造技术所不能支撑的。

　　随着技术的发展，两种乃至三种不同颜色的泥土调和在一起，能够烧成器物时，古代陶工怎能不付诸实践，在同一器物上铸造五色调和？

　　是故，先有了巩义窑的绞胎陶，再有了当阳峪窑的绞胎瓷。

　　大都是两种颜色的泥土或瓷土相绞，少数也有三种质性不同的泥土或瓷土相绞。

　　从色彩细分上说，专家一般把绞胎胎体的颜色视为白、褐二色；对于像我这种对颜色并非敏感的人，特别是对色盲而言，就是黑、白二色耳。

　　因此，我愿意相信，唐、宋之人在绞胎胎体上探索的，无非就是个二色调和，阴阳相生；他们解决了的，也只是以胎装饰瓷器中的二色相生相克的问题。至于将五色瓷土在绞胎瓷上的调和装饰，也许他们尝试过，偶尔能够见到的，也就是个三色相绞。

　　当此之时，以釉色装饰瓷器，因“钧红”的成功创烧，而有了五色调和的瓷器——钧瓷。宋代钧官窑完成了“入窑一色，出窑万彩”梦想，是中国陶瓷史上的伟大创举。

　　如果说钧官窑以五色之釉装饰瓷器的创新，还走在当阳峪窑只能以二色之胎装饰瓷器前面的话，（以胎调和五色，主要出自人工；以釉调和五色，主要仰仗窑变；倘若强说难度，以胎人工调和五色，更为困难一些——绞胎装饰做到五色和美，难；烧成绞胎做到不开裂而五色相生，更难）那么在器型上，钧官窑的代表之作，主要是复古，学习青铜古器，如出戟尊等；当阳峪绞胎瓷的代表之作，则主要是创新器型，是不远流行的玉壶春瓶、梅瓶等。

　　玉壶春是宋代瓷器中具有时代特征的一种典型器物，其造型，则是由唐代寺院里的净水瓶（佛家器物，盛装佛家圣水，简称净瓶，梵名ｋａｌａｓａ）演变而来的。只是净瓶，盛装圣水；玉壶春，则常被酒家盛装酒水。

　　玉壶春基本形制为撇口、细颈、垂腹、圈足，以变化柔和的弧线作为器皿的轮廓线，造型特征是：颈细，颈部中央稍微收束，自颈部下部逐渐扩展放开，过渡而为杏圆状下垂腹，曲线变化圆缓；圈足较大，或内敛，或外撇。该瓶造型，定型于宋，经宋、金、元、明、清、民国以至现代，都是中国瓷器造型中的一种典型器物。

　　玉壶春瓶既然由净瓶而来，当初自然要盛装佛家圣水，而后或装水以作报时滴漏，或盛酒以作酒家之瓶，再后而变为中国瓷器中典型的观赏性陈设“赏瓷”。

　　关于玉壶春瓶，一般以为因宋人诗句“玉壶先春”而得其名；也有人说因唐人“玉壶买春”之句而得其名。“玉壶”出现早于宋，实指玉制之壶。因为古人常以瓷比玉，是故，也将瓷壶称为玉壶。至于“春”，就是酒；“买春”，就是买酒。

　　除玉壶春瓶之外，在圆融寺附近还出土有窖藏绞胎瓷梅瓶。

　　关于梅瓶，清末民初许之衡著《饮流斋说瓷》云：“梅瓶口细而颈短，肩极宽博，至胫稍狭，抵于足微丰，口径之小仅与梅之瘦骨相称，故名梅瓶。”

　　梅瓶，古称“经瓶”，实与梅毫无关联。

　　《宋史·职官志》云：宋代皇帝特设讲经制度，请大学士等为高官乃至皇帝讲读四书五经。讲经制度衍生出筵席乃至讲经用酒——讲经结束，皇帝总要设宴款待讲官与参加集体学习的官员。“经宴”之上，酒、瓶并美，这种专用的盛酒之瓶，被宋人称作“经瓶”。“经瓶”装酒，尊贵至上；皇帝请客，对饮者亦是至高荣誉。

　　自然，“经瓶”也是这一“国宴”的重要标志。

　　“经瓶”虽可插梅，但总归是酒瓶被后人误定为花瓶——还是插梅花的花瓶。

　　净瓶，是佛家器物，演化而为装酒的玉壶春瓶；至于“经瓶”，就与佛家无关，佛家亦可学习皇家的讲经制度，将其引到讲说佛经上——只是不再装酒而已。不然，绞胎“经瓶”当不会窖藏在圆融禅寺。

　　从玉壶春到梅瓶，都可盛水，都可装酒，都可观赏……它们的轨迹，或与禅家相关，或与皇家有缘。不然，其不会作为经典器物，自赵宋以降，盛行千年，流行于今。

　　考察其与佛家的关联，可知其功能演化，可窥其古今之变。

　　概而言之，不知玉壶春瓶与梅瓶的演进，也不晓得圆融寺缘何视其为圣器耳。

　　凡此种种，不是一句流行的“一片冰心在玉壶”，就能一下子说透道明的。□首席记者于茂世文图【原标题：“当阳峪里说绞胎”系列之三　以绞胎聚魂铸圆融之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