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轵国故城的历史兴衰

2013/10/15 14:57:15 点击数: 【字体:

轵国故城的历史兴衰

位于济源市轵城镇的“轵国故城”,历史上曾是“天下名都”和兵家必争之地。
如今,这里只剩下一段被杂草和树木覆盖的城墙,曾经的繁华和传奇只能靠想象和有限的历史典籍来回顾。图为被杂草覆盖的古轵城城墙。

  □首席记者李红军文图

  这是一片神秘的土地,平静而肥沃的黄土下,埋藏着曾经的盛世繁华与人生歌哭;这是一段让人充满想象的历史,在这片不大的空域内,历史一次次驻足留步:古代四大刺客之一的聂政,其时天下无人不晓的游侠郭解,有着别样人生的隐者“商山四皓”,都出生在这里。

  这是一处充满战火硝烟的所在,因为漫漫轵道、巍巍雄关,在数千年的历史中,这个地处中原偏隅的地方,总是被王者眷顾,留下了一场一场没有尽头的厮杀。

  这是一座商业古城,出土的文物,笃定了它曾经的经济领先地位。

  这是一方浪漫而又诗意的家园,曾经,一个美丽的公主被封土于此,由此,诗坛上多了一个美丽的词牌——沁园春。

  这就是现在济源市城南3公里处轵城镇地盘上的“轵国故城”。

  曾经,因为是春秋战国时期的“天下名都”,这里名扬天下;又因轵国域内的漫漫轵道、巍巍雄关在军事战略上的重要地位,这里是历代兵家必争之地。

  然而,所有美丽和让人无限遐想的历史,实际上都已成为过去,往事如烟,千年化尘埃,所有的一切,无论多么顽强多么美丽,终久难免雨打风吹去。

  所以,2007年9月中旬记者来到这片曾经的神奇土地时,只能靠想象和有限的历史典籍来回溯轵国故城的历史了。

  脚下是长满了杂草的小路,身旁是看上去并不巍峨雄峻的小土墙和大片玉米地,陪记者采访的济源市文物局文物科曹国正科长说,这就是“轵国故城”。

  虽然事先有过想象,但这样的一座城,其荒芜还是有点儿出乎人的想象。

  然而更出乎我想象的,是济源人对“轵国故城”的淡漠,从市区到乡野,从政府到俚俗,问到这座故城,没有几个人知道。

  或许,这就是真正的历史,历史总属于过去,属于荒凉,历史总让人想到无常。

  但对搞文物研究的曹国正先生来说,不但熟知“轵国故城”,而且还有着特别的感情,他说:“济源人只知道济渎庙,其实他们不知道轵国故城是济源文化的重要部分,它比济水文化还要早,古轵城的始筑年代最迟应在春秋时期。战国时,轵城为晋国属地。公元前4世纪中叶,‘三家分晋’,轵先归韩,后又属魏。秦代实行郡县制,设轵县,轵城是秦国重镇之一。西汉惠帝之子刘朝、大将军薄昭先后封轵侯。隋大业初年(605年)轵县并入济源县。在1000多年的历史时期内,轵城一直是中原地区举足轻重的城市之一。它其实也是济源文化的根。”

  轵国故城的传奇形成

  “这就是城墙的夯土层,当时是经过夯板压制而成的。”来到轵国故城,曹国正先生指着城墙上浅浅的叠痕说,“你来得不是时候,现在杂草和树木都把城墙覆盖了,要是在冬季,我们还可以看到春秋的小夯筑墙和战国的每层夯筑墙,剖面上还可以看到夯窝。你别看现在城墙的样子不起眼,在当初却是个伟大的工程,要是城墙周围的农作物收割了,你站在下面,依然会感受到它的高大。”

  不用等到农作物收割,走上蒿草和蒺刺覆盖的古轵城城墙,往昔似乎已模糊可见。

  尽管已经经历了2000多年的风雨侵蚀,尽管高高的玉米漫漫涣涣地分散在城墙周围,但居高而望,城墙清晰依旧,一个方城的轮廓依旧。

  只不过是城里的主角变了,原来的繁华所在,如今成了肥沃的良田。

  按曹国正先生介绍,轵国的形成,颇有些传奇色彩。轵出阳樊,其传奇与周襄王赐予晋文公封地有关。

  《济源市志》记载:“周襄王十七年(前635年),晋文公定王室。王以阳樊、温、原、攒茅四邑赐晋。”

  在春秋时,封赐是君王对臣下的一种奖励方式,有时候甚至成了滥施的恩赐,但被封地的臣民有的能接受被封予他人的事实,有的却未必愿意。这样,在其时便有一种特殊的政策,受封赐的人,对其被封地不愿降服的臣民,可以武力讨伐征服。

  因晋文公拥立周襄王有功,所以周襄王以阳樊(今济源西曲阳村)等四地赐之,但周襄王可以分封,却管不着接受方。他对接受方很讲民主,愿不愿分封是我的事儿,接不接受分封是你们的事儿,所以周襄王的每一次分封就等于赋予了臣下争斗的口实。晋文公所受四邑中的“阳樊”和“原”在今济源境内。晋文公是那种很“文雅”、有抱负的君侯,他在接受封地时,并不想以武力相向。

  据历史记载,至少在接受“阳樊”和“原”二邑时,晋文公是以非武力的、“温文尔雅”的方式取得的。“原”是夏代的都城,晋文公先取“原”。他取得“原”的方法堪称一绝。当时,他先命令士兵各带三天粮食,把“原”城包围起来,虽然他兵强马壮,取城如探囊取物,但他除了包围并不采取进一步的措施,他对手下说:“限时三日,若原民不降,即撤之。”其时,晋文公属下都不知晋文公葫芦里卖的什么药。三天后,“原”民并未投降。这时,派出的间谍人员从城里回来报告说,城内“原”民的粮食就要没了,持续不了几天就会投降。晋文公属下将领听到这个消息大喜,都劝晋文公再包围几天。素有大志向、大胸怀的晋文公却说:“诚信是立国之宝,也是取得民心的根本。如果再继续围下去,我虽然可以得到原城,但却失去了诚信,以后怎么能得到原民的拥戴呢?”于是,便下令撤军。

  “原”民见晋文公如此守信,便主动降于晋。这样,就有了后来被人们称为“伐原示信”的典故。

  然而,当晋文公用同样的方法对付“阳樊”时,其算盘却没能如意。

  同样是围而不伐,同样是“温文尔雅”的“礼兵”,结果却大相径庭。“阳樊”的臣民们根本不吃他那一套。史载“晋军围阳樊,阳民不服。文公从阳樊大夫仓葛之谏,乃解”。

  面对晋军的包围,“阳民不服”是有缘由的,原来,阳樊民众是周太子虞仲的后代,按照现在的话来说,那就是直辖市,是归中央直接管辖、和晋文公平起平坐的,现在却突然要降一级,当然接受不了,搁谁也不愿由天子管辖变为诸侯之属地。

  晋文公亲率大军包围阳樊城,劝其归附,但阳樊守城军民就是不买晋文公的账。而晋文公面子上也过不去,真打,城得了,但城里的人心得不了,自己也失信于天下了。所以就僵持在了那里。

  这个时候,阳樊大夫仓葛提出了一个也是亘古未闻的建议,才使矛盾化解。要说,仓葛提出的这个建议也真叫绝。他以周襄王“赐地非赐百姓”为理由,只愿交出城池,而把城里的百姓带走。仓葛谏说:“周襄王赐给晋文公的是阳樊的城池而不是阳樊的百姓,既然阳樊的老百姓不愿降服,就让晋军入城,阳民退出,这样两不干涉,你情我愿,岂不两全其美了?”晋文公虽然觉得仓葛提出的理由是很勉强的诡辩,无奈他也只好屈从了仓葛的条件。

  就这样,仓葛率阳樊民众退聚东南二十里驻守,“始以战车列卫(卫通围),继而筑城”。“轵城”一名,即源于此城初以战车列卫(“轵”字意为车轴端或车厢西边的栏木)。因在古代,车毂、车轴末端、车厢两侧的栏木都称“轵”,所以,“始以战车列卫”的这座新城,就被称为“轵城”。而这种独特的城防营造方式,在古代或者说在古今中外,搁到吉尼斯大全里,恐怕也是最独特的。

  “综合文献资料和文物考古调查,轵城的始筑年代最迟应该是春秋时期,但部分城墙的构筑手法,与郑州商城和湖北盘龙城的建筑手法、城墙结构非常相似,所以轵城的始建年代上限,有可能推到更早,这还有待于更多的发掘资料来证实。”曹国正先生说,轵城从建城之日起,因为特殊的地理位置,就开始了自己不平凡的历程。春秋时期,轵城为晋国(都城屡迁,地域大致在今山西东南部,河北西南部,河南北部)的属地。公元前4世纪中期,晋国为韩、赵、魏三家所分,史称“三家分晋”,轵城归韩。韩景侯十七年(前409年),韩都由阳翟(今河南禹州)多次迁移。在此期间,轵城曾为韩国都城,进行过大规模营建,初步形成规模。后轵城又属魏国,据记载,魏惠王十三年(前358年),韩国使者计息出使魏国,经过谈判,魏国以鹿易轵。轵城经过魏国的经营,空前繁荣起来,特设盐铁官。《盐铁论·通有篇》载:“燕之涿、蓟,赵之邯郸,魏之温轵,韩之荥阳,齐之临淄,楚之宛、陈,郑之阳翟,三川之二周,富冠海内,皆为天下名都。”

  轵城都城的衰亡

  经过春秋战国的营建,至战国中后期,轵城已富冠海内,成为天下名都之一。自秦昭襄王十六年(前291年)轵邑归属秦,到秦始皇二十六年(前221年)实行郡县制置轵县(属三川郡),轵城一直是军事重镇。

  “到西汉初,轵城的城市经营又迎来了一个高潮期。由于朝廷的重视和扶持,轵地经济得以快速发展。公元前187年,吕后封汉惠帝之子刘朝为轵侯。并在轵国西北隅兴建宫殿区,在涂沟水东岸设祖庙,即轵侯焚修香院。

  公元前179年,汉文帝封大将军薄昭为轵侯。薄昭是汉文帝的舅舅,曾亲自迎立文帝于代郡(文帝为代王),为文帝继位立下了汗马功劳。文帝封其为轵侯,足见轵地之重要。”曹国正先生说。

  自春秋战国至西汉,诸侯王的权力较大,他们以“造城以守君,筑部以安民”为立国安邦之大计,在保留原有城池的基础上大兴宫殿、祖庙和墓地,封地民众也陆续迁入城内,轵国逐渐繁荣起来。汉武帝中期,皇室逐步消减诸侯的权力,废除诸侯国,轵国也被废除。两晋南北朝时期,先后封李寿、寇赞为轵侯,轵城经营得以延续,城市功能进一步完善。

  “轵国故城从东周开始修建,后来逐渐封王,到有汉一代,基本达到了它的巅峰,无论是版图、城市的规模以及人口数量都达到顶峰。”济源市博物馆胡成芳书记说,“当时衡量诸侯国富有还是贫穷,最重要的就是商品经济,在轵国故城,商品经济是非常发达的,博物馆现存有从济源轵国故城中王村出土的一批战国时期的布币。布币是当时商品交易媒介,相当于现在的人民币。这些布币不仅有轵国生产的,也有来自当时全国各地的,有十几种之多,这是因为,当时小国林立,各国生产各国的钱币。作为商品交流的媒介物,这些布币集中在济源轵国故城中王村出土,说明当时这里是商品交易的集中地。”

  但到隋开皇十六年(596年)时,轵城的命运发生了转变。

  秦以前,对于四渎之一的济水,基本无定归可言,换句话说,是一件不太严格的事情,适逢动乱之时,祭祀也就可有可无了。到了秦朝,专门修建了祭祀四渎的祠庙。后经魏晋、南北朝的发展,隋唐时期,祭祀济水,成为一国之大事,是国家礼仪的重要内容,但凡国之大事,战争、政权更迭乃至皇室成员之生死,都要向济水禀告。祭祀济水的规格也空前提高,最终因祭祀活动的需要,在轵县北部设济源县(原轵县的北部划入济源县,轵县仍保留)。曾经的繁华都市渐渐“失宠”。到唐贞观元年(627年),轵县并入济源县。此后,由于行政区域的变化,轵城的地位明显下降,逐渐沦为村镇。虽然清代所置的轵城北门石额仍以“古轵国”称之,但它只能印证轵城在战国时期是一个都会之地。

  曹国正先生说:“轵城由盛至衰的原因大致有几个方面:其一,自隋代开始,封建割据势力逐渐消亡,大一统的中国已经确立,作为军事重镇的轵城,其作用也随之降低。其二,战争也是轵城衰败的因素之一。战国至宋,在轵城一带发生的战争不下十余次,每次战乱,都会导致城池的破坏、人口的减少和经济的衰退。其三,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与济水祭祀有很大关系。从隋开皇二年(582年)隋文帝颁诏在济水源头修建济渎庙到济源县设立,前后共计14年。朝廷在距济渎庙不远的地方建立城池,并设立济源县,其目的是十分明显的,那就是一为祭祀方便,二为提升济水之名。行政区划的变迁是轵城走向衰落的主要原因。”


责任编辑:M005文章来源:大河报(2007-1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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